聊聊中国流行音乐的水平（未完） 作者：李天佐 聊聊中国流行音乐的水平 先来一首劣质打油诗： 花花轿子人人抬， 官船来往乱如麻， 群众冷看宴宾客， 生意做尽楼塌了。 正文： 所谓议论文，必须要有论点，而如果是散文，则要求形散而神不散。归根结底，一篇文章，需要有自己的主体思想。（这个和3胖家没关系） 而从数学思想的角度来说，要立论，必须先下定义。 那么，说起中国流行音乐，那么得先明确，什么是中国流行音乐。无论拿出的定义别人是否赞同，至少得自己先说清楚，不然，就是各种鸡同鸭讲，误会连篇，各自为战，不止不休了。 如我一直以来的说法，流行音乐，就是在广大群众，普通人，老百姓，各个年龄层，各个职业，各个阶级，要么所有，要么一部分群体里流传的有人声部分的音乐作品。这个定义可以“自古以来”，不被年代、流派、政治形态等因素制约。 而中国流行音乐，就是受众是中华民族的流行音乐。例如，被广泛海外华侨所喜爱并流入了内地，即使在内地不太知名的音乐作品，也可以纳入中国流行音乐的范畴。那么很显然，少数民族语言、甚至外语的音乐作品，也是可以具体视情况纳入的。（毕竟，有的少数民族人数太少，其音乐作品的受众基数实在可怜得不好意思算作“流行”） 一般而言，粗略以中国人口15亿总数计，如果一首音乐作品的受众起码100万，或者保守估计在1000万左右，就可以纳入讨论范畴。（另外，如果本身没有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是被翻唱为中文歌而流行，那么原作自动可以纳入讨论范畴） 中国的流行音乐，最早明确可查并系统整理的，也许是《诗经》。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由于时代技术的限制，文字的传承在古代远比音乐传承要容易，所以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文字的成就甩了世界几条街，但音乐方面却没有特别的突出。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流行音乐，今人得以见到的，绝大多数是文字形式的歌词。 而在当时被作为歌而唱出来的唐诗，我们并不知道唐人是怎么唱的；代表曲调的宋词的词牌，我们也只能知道词牌名，却难以考据具体的旋律。而等到明代，中国皇室率先发明十二平均律了，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和世界其他文化圈相比，并没有显著的长短差距。然而，满清200多年的钳制和倒退，让中国不仅流行音乐，包括广义的音乐都陷入了停滞不前的低潮。与此同时，文艺复兴的欧洲，在音乐方面，却日新月异，为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打下了相对最雄厚的基础。 所以，在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流行音乐的新思路也传入了中国——此时，已经落后了很多了。当时的中国音乐人有很好的学习心，同时也保持了良好的创作态度。一如2000年前孔丘老人家的说法——“思无邪”。 有一种说法，认为1927年，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为现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轫之作。（如李叔同的《送别》为例，更早的一批经典之作的旋律并非国内原创） 《铁骑下的歌女》《四季歌》《夜半歌声》《马路天使》《给我一个吻》《何日君再来》《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桃花江》等等，那个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题材广泛，有雅有俗，因情而歌，既有非常接地气的，也有适合战斗理想的，更有用于秦楼楚馆的。总的来说，因为创作人继承了不少旧时代的文学底蕴，歌词在凝练性上有的颇为不错，但有的又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显白，而在旋律方面则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具体质量是高是低，但多数都谈不上复杂，演唱风格的技巧处于学习摸索阶段（周璇是一个发展的标志），对于编曲的重视和而今相比，几近于无。综合质量参差不齐，富于创作激情而没有成型的风格。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歌手，具有代表意义的，粗略可以说几个。 金嗓周璇 银嗓姚莉 京腔白虹 秋水龚秋霞 “华籍日人”李香兰 低音白光 鼻音吴莺音 （貌似都是女的，这和时代审美也许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了新篇章。 这个新，不仅是技巧与风格，更是精气神。 一个面积辽阔人口中国的全国性的范围下的万众一心，在世界上史无前例。这种时代风气很容易凝练出高质量的传世之作，但对于风格多样性的发展，却不一定是好的。 另外，民国时代发展的那批优秀音乐人，有很大一批在新中国继续发挥着。也许是常识，也许是科普，20世纪3、4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歌影业，是渗透非常成功的，当时的很多明星都是地下党员，一边艺术创作，一边干着提脑袋的事情。虽然，受苏联一度短暂实行的gcgq的政策以及共产国际的一些作风的不良影响，在私生活上不少人丰富非常，甚至朝秦暮楚。（著名的有金山这样的扛把子，李云鹤这样的名人也在其中） 好吧，题外话到此为止。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之间，这个时期的中国流行音乐，在技术水平上继承了民国时期的底蕴，技术上有一定的发展，精神面貌上有极大的改变。 《歌唱祖国》《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英雄赞歌》《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马儿啊，你慢些走》《翻身农奴把歌唱》《我是一个兵》《绣红旗》等等。 这个时代能够流传到今日的作品，质量是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高峰，歌词深刻，旋律普遍大巧不工或者说反璞归真，演唱风格偏天然，单纯在音乐上的编曲依然重视不足，风格多样性是短板。主要是将民族传承元素、外国先进技术、时代情怀相结合而创作。 1966年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不说得太细了。 以李云鹤为“艺术总监”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风格多样性进一步收缩，但真实历史上离“八个样板戏”的夸张说法，还是挺远的。艺术成就很高，但和前一个时代相比，谈不上什么突破。不过，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代为未来中国民歌和戏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度娘一下这个时代的《歌唱祖国》，算是历代至燃版。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大陆流行音乐。 直到杨弦在郭兰英的《我的祖国》的影响下创作了《中国现代民歌集》，台湾那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直到温拿乐队和许冠杰的出现，香港那边才有了能称为粤语流行音乐的作品。 时代的开拓者往往并非集大成者，或者说，一个时代因一个天才而开创，一个时代因一群天才而兴盛，又或者说，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圈里，并没有出现李白苏轼那样的天才中的天才。 也许会戳中某些人的柔软逆鳞，但不得不说，无论是杨弦还是温拿乐队，甚至更强一些的许冠杰，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港台作品，和民国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有着类似的特征——创作发乎于情，技术上没有深厚的底蕴而更多在探索，风格上丰富多样，综合质量参差不齐，少有传世之作。 这里多说一句，很多人在谈论流行音乐的时候，往往把港台音乐杂糅在一起，然后一并和大陆流行音乐比较，这是智商有硬伤的做法。香港流行音乐和台湾流行音乐，发起人不同，创作目的不同，思想脉络不同，只能相互比较，不可能等同。 从1976年，到80年代中期。 所谓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大陆的改革开放，开放的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思想。 如果说19八9年，《一无所有》和《血染的风采》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评比中名列前茅，这个情况可以作为香港流行音乐正视大陆流行音乐的标志或者证据的话，那么在80年代中期之前，香港和台湾方面，对大陆流行音乐的认识，多数处于地下。交流进而学习，是单方面的。 殖民时代的香港不必细说，台湾在1991年5月1日才结束“动员戡乱”，无论湾湾媒体人自我标榜思想多么自由，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 在这个时期，大陆流行音乐继承了李云鹤总监时代打下的基础，创作风格重新开始多样化，并且以拿来主义吸收学习以台湾、香港流行音乐为首站的外界作品。甚至广泛流传着“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口头禅。不过，学习归学习，这个时代并没有出现学习后的成果。 《驼铃》《乡恋》《祝酒歌》《那就是我》《绒花》《雁南飞》《长江之歌》《我爱你，中国》《牧羊曲》等等。 这些优秀的作品题材丰富，感情真挚，歌词朴实隽永，旋律优美，演唱动人，编曲开始起步但仍是短板。这个时代的佳作，是大陆流行音乐自主发展30年的成果。 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香港流行音乐里电视剧歌曲的黄金时代，也包含了谭张争霸的前期，也许，可以再加上一下陈百强？ 《楚留香》《笑看风云》《岁月无情》《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纵横》《两忘烟水里》《万里长城永不倒》《上海滩》《情义两心坚》《何日再相见》《小李飞刀》《铁血丹心》《东方之珠》《梦里几分哀》《旧梦不须记》《偏偏喜欢你》《爱的根源》《爱在深秋》《夏日寒风》《朋友》《摸nica》《似水流年》 这些包含大量影视歌曲的作品，而今看来，综合质量算不上极高，却不乏大量佳作。 这个时代的香港流行音乐，有以黄霑、顾家煇、罗文这样的铁三角为代表的优秀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多数处于成长期。 1985年之前的台湾流行音乐。 台湾媒体评选过一次“台湾百佳专辑”，从1975年杨弦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开始到1993年1月出版的所有专辑里挑了100强。 这里面，基本可说囊括了多数值得一提的这个时代的台湾流行音乐的佳作，或者说代表作。 而其中1985年张艾嘉的《忙与盲》，便是这里从1985年分开谈的原因之一——那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张概念专辑。 粗略地说，概念专辑这个说法，起源于披头士1967年的唱片《帕博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创作者需要用一张专辑里的所有歌曲来表达一个主题，而非按一个歌手或者一个创作者为脉络去集合彼此之间没有具体关联的歌曲。 《之乎者也》《鹿港小镇》《童年》《光阴的故事》《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橄榄树》《是否》《天天天蓝》《龙的传人》《未来的主人翁》《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爱的箴言》《出塞曲》《被遗忘的时光》《小雨来得正是时候》《365里路》《故乡的云》《三月里的小鱼》《新鞋子旧鞋子》等等作品，对于那个时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作品主题丰富，旋律优美而不过于复杂，演唱相对大陆来说更多依赖于个人性质的天才、摸索、学习，编曲显得短板却胜于大陆。 这个时代的台湾流行音乐，以罗大佑、侯德健、邓丽君、刘文正为代表人物。其中，邓丽君的成就和台湾流行音乐存在不小的相关，但远不止如此。 相比来说，同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内部，大陆和台湾的水平是大相径庭而交辉相应的，香港则逊色一些。不过，由于政治思想的指导，以及经济基础的差距，大陆更多处于学习的心态。 1985年前后，到2000年。两岸三地的流行音乐之间的交流开始越来越多，香港和台湾各自都到达了自己的全盛时期，而大陆流行音乐虽然谈不上新的高峰，却也是一个黄金时代。 而进入21世纪时，因为互联网及盗版手段的兴起，以及行业制度特别是利益分配的各种自身错误，中国流行音乐开始江河日下。（大陆方面，以2000年6月李伍峰进入中央外宣办五局，并在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担任领导直到某大会为例——这货2014年”莫名其妙“坠楼身亡，算是加入了今年中国官员坠楼大军，所以以他为例——“阎王殿”的管理和倾向在2000年—2013年细细品味起来是很诡异的，这其中的道道就不说太细了，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影响是暗中而深远的。） 先说大陆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开端或者说标志，也许，可以定在年仅18岁的张蔷发表首张个人专辑《东京之夜》的那一刻；也许，可以定在王昆“一意孤行”地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中放行崔健的《一无所有》的那一刻；也许，可以定在演员张静林“一己之见”在文艺晚会《同一祖先》上首唱丈夫苏越几乎放弃的作品《黄土高坡》的那一刻；也许，可以定在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的相继播出的时期；也许，可以定在韦唯担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声乐比赛表演嘉宾，演唱《恋寻》，打脸当时有关流行歌曲没有艺术可言的论调的时刻；甚至，可以定在beyond和王虹同台一起唱《血染的风采》的那一刻…… 那个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各种争论中仿佛百花齐放忽入春。那个时代，中国的歌唱界沿袭着文责自负的风气，所谓“思无邪”，太多的音乐人通过各自的情感和磨砺，走着自己认为该走的路。 另一方面，上山下乡的知青大返城以及83年的严打等社会事件，形成了大量无用武之地的城市青年，他们在客观上对流行音乐的突破和新鲜有着格外的需求，加上整个社会渴望新事物的心态，为孕育歌星走穴的群体现象提供了时代的温床。 在经济挂帅的向钱看时代，全国多数人月工资维持在36块5的时代，歌星的经济收入激增，无疑刺激着入行的人群的扩充。同时，沿袭了30多年的体制打造了相对系统的音乐人培养体系。于是，万事俱备东风起，大陆的流行音乐一下迸发出了格外的激情并落实成了各种经典作品。 黄金年代的作品和音乐人，由于数量众多并且离当代人比较近，在提及的时候即使再多也难免有所遗漏，欢迎大家补充。 首先说崔健吧，毕竟太多人把他定格为中国摇滚之父了……虽然，那些定论的人恐怕也没几个能给出严格而服众的定义，他们总是在说，摇滚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却说不出，摇滚是什么。这兴许不是他们的错，就下像翻译一个舶来词需要信达雅一样，不能指望这些人能够像以前的数学家把“函数”翻译为“函数”这么名正而言顺，他们把rock翻译为相对靠谱的摇滚，已经不必要求更多。毕竟，崔健的歌词被无数人解读出了各种版本，并且很多人信誓旦旦着认为自己的解读是正确的——这样的傲慢以及水平，呵呵。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摇滚之父这个名头给崔健，恐怕当初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的某个最好别提名字的红二代，是不怎么心服的…… 《一无所有》《花房姑娘》《一块红布》《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假行僧》《最后一枪》……这些独特的歌，崔健自己的嗓子唱不完美，其他人也无法切实掌握他歌里的情怀，于是，他的作品，尽管名声很响，但计较起来，演唱永远是相对的短板，可以说是经典，但离传世却有些距离。 如果要在大陆流行音乐这个黄金年代里挑一个最强的歌手——注意，是歌手，而不是音乐人，我的选择肯定会让很多人不愿相信。 彭丽媛。 在提什么水表之类的调侃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在谈论她的时候，究竟听过她多少首歌？ 在她活跃于歌唱的岁月里，同一首歌，要么和最强版本媲美，要么是她打别人的脸的节奏（其中，范琳琳是“重点受害者”）如她的老师金铁林所说，她“喜欢琢磨”，和同时代的顶尖歌手相比，她的硬唱功并非高处不胜寒，但她总能把握到一首歌的精髓，以及最佳的演绎方式。听她的歌，往往会认为“本该如此”，可不少真相是，歌并非她首唱，而原唱的演绎方式……一声叹息罢了。 正是这样的“琢磨”，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从适合歌的基础出发，去选取相应的技巧，所以，在她众多的歌里，很难找到明显的共同点，这是将技术踩在脚下的特征。 《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二泉映月》《说聊斋》《我爱你，塞北的雪》《春江花月夜》《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是黄河泰山》《摇篮曲》……太多的歌，继承并发展了大陆几十年来民族唱法的技术运用方式。 如果真要说她的缺点，那就是始终有那么一丝山东味儿的口音……吧。 只可惜，不仅通俗的歌手无法吸收她的成果，哪怕是民族唱法的学院派，目前并没有人再次达到她的高度和广度，甚至可以说，她点出来的技术树，没人跟着攀好了的……只能希望，十年后，她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复出开唱。 /在80年代后期，大陆流行音乐有一股西北风。如前面提到的张静林首唱的《黄土高坡》。这是一股歌唱黄土情结，融入摇滚的思路的风潮。《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信天游》，《走西口》，《信天游》，《苦乐年华》，《心愿》，《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不仅涌现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流行歌，也成就了范琳琳、杭天琪、胡月等一批不同于大陆传统唱法的优秀歌手，其中，范琳琳是大陆第一个巨星歌手，虽然她被彭丽媛各种打脸，并且后来被人带到沟里去了……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西北风其兴也勃，其去也忽，这不仅是因为其他风格的大量佳作不断涌现，更本质的原因则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市民及收入越来越多，唱片业市场化的展开让人民群众的消费主力从农村变化为城市，黄土情结自然不可能持续成为传唱的中心思想。这就像在极富的宋朝，为什么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词，相通的道理。 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和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的时代印记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国持续着一场战争——对越反击战。这场打出了30年和平的战争，不仅轮换着锻炼了各大军区的二线部队（真正的精锐在北方和苏联彼此陈兵百万），在这个主要历史背景下，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军歌。 《血染的风采》《热血颂》《十五的月亮》《再见吧妈妈》《军港之夜》《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以及后来一脉相承下去的《咱当兵的人》《想家的时候》《长城长》……这些作品说实话，不如同类的前辈。但横向比较的话，却也属于经典之作，并且成就董文华、阎维文、苏小明等一批军旅歌手。 也许张蔷这个名字，90后的朋友极度陌生了。毕竟，她是一个官方报道中的隐形人。 在说她之前，先说说中国的时代背景——从91年工资改革开始，到93年前后中国突然进入高通货膨胀，在国家层面上陷入超常的投资需求膨胀，在个人层面上意外点燃的抢购潮席卷全国。对于普通人来说，当时的经济危机仿佛离得还远，能够发现的，不过是工资“突然”多了，80年代曾经工资36块5，奖金999（千元红线），非现金工资大肆发放的奇葩现象不仅不再仅仅是效益好的企业的事情，甚至连收入“红线”也消失了。虽然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人们花钱买音乐制品的行为更普遍了。 而张蔷，被称为中国80年代的迪斯科女皇，她16岁出道唱通俗歌曲，18岁，也就是1985年，录制第一张个人专辑《东京之夜》。在85－87年间，发行30张个人专辑，累计销量2000余万。2年2000万，这个数字，在80年代，足够吓人。就像82年的《少林寺》1亿多元的票房与现在所谓破十亿电影是天地之别一样。 然而，这一切没有官方承认，她几乎没有在国内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中出现过，倒是在1986年4月7日，受到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总共入选的6位世界歌手中位列邓丽君之前）。解放思想是一句话，更是一个过程。而今去看她当初的照片，也许会嫌弃那接近城乡结合部的时尚气质，但在80年代中期，爆炸头，蝙蝠衫、紧身裤，叛逆的元素已经爆表了。所以，有人说，80年代，没有给她一个公道。 可是，这个公道，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不妨看看冰冷的数字。2年，30张个人专辑，意味着每月一到两张唱片的速度。且不说当时她只有18岁，即使是28岁、38岁的人，哦不，天才，也不可能——艺术也许可以批发，但不能量产，史上能够批发艺术的人寥寥，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张蔷显然离得还很远。也就是说，其实，无论她是不是晚会型歌手，80年代的主流意识无论喜不喜欢她，都不会承认她。因为，她的作品几乎全是翻唱，在艺术创作的角度上，委实不值得人去重视。她的成功，既有自己歌喉的本钱，更有时代背景的天时，而这样的成功，并非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工作者心中的成功。 可以说，80年代的张蔷是一个外国流行音乐的传播者；商品音乐的成功者——也许纵观新中国流行音乐史，说是大陆最成功的人也有可能。但就流行音乐来说，被主流媒体视而不见的确不妥，但也实在难以拔得太高。 程琳，成方圆，朱晓琳，这三个人或许可以一起说说，当然，一起说说，指的是80年代的她们。 程琳7岁开始学习拉二胡，10岁登台演出，12岁考入海政歌舞团任二胡演奏演员，13岁一曲《小螺号》传遍大江南北。有人说她是大陆第一个歌星。成方圆当年是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将《童年》带火大陆。朱晓琳将程琳原唱的《妈妈的吻》唱火全国而成名。 《小螺号》《游子吟》《妈妈的吻》《那一年我十七岁》《信天游》《童年的小摇车》《熊猫咪咪》《故乡情》《风雨兼程》……一批经典之作不仅红了歌手，也成了当时很多年轻孩子的比赛曲目，比如，王菲当年就是唱《熊猫咪咪》参加比赛。 不过，如果只谈80年代，那么程琳的成就比其他二人高了不少。83年《酒干倘卖无》问世，因为政治原因，84年侯德健把歌带到大陆的时候，程琳根本没听过原版，然后她按自己的理解去演绎，结果同样大火。87年出的《程琳新歌1987》，卖得挺失败，却引发了西北风。从戏曲世家出身，13岁成名的童星，到20岁探索音乐推出《信天游》，程琳始终走在人生的早班车。不过，也正因她引发的西北风，当时陆续涌现出来的毛阿敏、韦唯、田震、范琳琳、杭天琪等歌手显然更适合演绎西北风，从演唱的角度上，程琳很快就被取代，于是，她决定赴美留学深造。虽然学成归来后有过不少水平不错的作品，但是，她再也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角了。 成方圆是81年步入歌坛的，又一个二胡出身的，唱歌成名的，而且她是正宗的科班出身。就演唱而言，一曲翻唱的《童年》足够声名鹊起，但她并非一个单纯的演唱歌手。事实上，如果只看她80年代的成就，翻唱为主，有名，却有些不温不火，是不可能后来成为青歌赛评委的。如果说程琳去美国进修之后不如当初，那么成方圆去美国进修归来后，则在98年将音乐剧《音乐之声》搬上中国舞台，造成轰动，由此走上了巅峰——当然，这些都离80年代很远，和流行音乐有些远了。 朱晓琳在三人中算是年龄最小，也最弱的一个。小时候因为住招待所，得到过不少人指点，比如王昆、李光曦、施鸿颚、朱逢博，有些像洪七公教穆念慈。虽然和程琳并称南北二琳，但她没有遇到侯德健，没有音乐上的引路人，自己也并非天才，过了童星的年龄，加上一度迷恋服装设计，也就渐渐泯然了。 总的来说，她们在西北风和摇滚风行全国之前，在大陆流行音乐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既有翻唱，也有原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陆流行音乐向外界流行音乐学习并尝试融会贯通，引为己用的酝酿时期。 年轻的朋友可以听一听程琳的《酒干倘卖无》，那是她17岁时的水平。 从流行的角度来说，在大陆80年代，翟惠民，以及他的一批歌，不能不提——那就是，囚歌。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以及有心了解历史的朋友，肯定听说过严打。83年的严打，不仅以雷霆手段清扫了社会风气，也“制造”了一批年轻犯，其中不少人的罪行和罪名，在而今看来，往往让非过来人啼笑皆非。无论如何，很多人，或者其家庭，或者其亲友，有了近距离的铁窗经历。“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很容易引起共鸣。 这，就是87－89年间囚歌风盛行一时的社会背景。 《十不该》《铁窗泪》《狱中望月》《小生命》《愁啊愁》《靓女泪》…… 翟惠民这个名字，除了相关的当事人，恐怕只有喜欢考究的人才会知道。一个在歌厅里只唱过三天，一天赚八块钱的外行，被推荐试音，然后发行了一张专辑《悔恨的泪》。在87年，首发销量上千万盒。在整个囚歌风中，他演唱的作品，累计销量上亿。 然而，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作品演唱署名的是“迟志强”，一个真正吃过牢饭的影星。在整个事情中，迟志强和翟惠民一样，也是受害者——作为制作人的周亚平处于宣传运作的考虑而导演了一切。毫无疑问，在商言商的话，这番运作极其成功。后来，当翟惠民的新作品没有了“迟志强”这个包装，销量就惨不忍睹了。 回头看去，翟惠民既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唱歌，也没有入行后的刻苦磨砺，他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天生的本钱显得异常悲凉，适合囚歌这个风格，加上严打的社会背景的天时。这就像囚歌风来得迅猛去得也快一样，没有深厚而积极的积累，生命力注定长久不了。这些作品，整体水平也谈不上高。 在谈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时候，翟惠民，以及他的囚歌，必然是不能忽略的一笔，无论这一笔，是如何的忽微。 在一些人的说法里，因为李双江命名“通俗歌曲”，于是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不仅分了专业组和业余组，并且分了美声、民族、通俗三个类别，所以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元年。 这个定元年说法很蠢，不仅说法蠢，李双江的命名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家子气。 按李双江说的:“通俗，就是通俗易懂。歌手唱歌就是要让老百姓通俗易懂”。莫非，一首歌是否通俗易懂，是单纯被歌手的演唱方式决定的？莫非，新中国以来，老百姓听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都不是通俗易懂，都听得云里雾里，都是不明觉厉的？貌似李双江自己唱的《驼铃》等等作品，老百姓也都能唱上两句，水平且不论，至少没有曲高和寡吧？ 计较起来，实在看不懂李双江其中的逻辑。 流行歌曲，流行是辨别词。要么传唱，要么传听，这是必然的指标。如果非要说美声唱法的确离中国老百姓还有些远，那么民歌这种来自各地老百姓自己家乡而来的作品，借鉴吸收外界音乐理论、技术而发展来的唱法，怎么能说没有传唱也没有传听？如果要强调普通人难以把民歌唱好，那么不少“通俗”歌的难度也不是普通人能入门槛的啊！ 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唱法的分类有其必要性，但“通俗”的命名，实在是人文素养不足的结果。或者说，这个不能单纯归罪于李双江，因为当时的思想是以外界碰撞的，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一种因为落后而衍生的自卑，能够正视当时涌入内地的新风格歌曲并纳为己用的，是谷建芬等少数派。 无论如何，第2届青歌赛举办了。其中，专业组，美声的大家大概很陌生，不多说；而民族类的获奖（或者说名次）顺序是，彭丽媛、巴哈尔古丽、阎维文、董文华；通俗类的名次是，苏红、韦唯、王虹、毛阿敏。 没错，毛阿敏第4，王虹第3，韦唯第2，在她们上面的，是苏红。 苏红这个名字，年轻的朋友大概没听说过。她是科班出身，后来参加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从师于谷建芬、付林、金铁霖老师，路途平稳顺畅。（题外一说，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神一般的民间机构） 让苏红拿冠军的歌，是《我多想唱》，谷建芬作曲。 这首歌在86年反响巨大，风靡全国，即使到今天，仍不过时。可以说，只要中国还有高考，这首歌就不会过时。没听过的人，只需要认真听一遍，就会明白原因。 事实上，从演唱的角度来说，苏红没有拖这首歌的后腿儿，但要说其中体现出的水平真的技压群英，就夸张得近于笑话了。可以说，苏红的冠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品本身。 这就是86年，这就是第二届青歌赛，一切都还在摸索，评判的标准都还比较模糊。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而苏红，获奖之后，并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被包装的歌星，或者说，在当时，大陆还不存在包装明星的概念。她经常下基层演唱，拍过电影电视剧，上过几次春晚，如一个从前的艺术工作者。 《我多想唱》《小小的我》《月亮走我也走》《三月三》……苏红留下了一批风行一时的歌，她的唱功虽然不错，但离靠演唱而传世的水平还很遥远。幸运以及自己的努力，让她坐了坐流行音乐兴盛的头班车，但也没有更多的闪光点了——以一个青歌赛冠军的高度去评判的话。 其实，苏红是一个缩影。青歌赛上取得名次，以及有不错水平却没有取得名次的歌手，并非所有人都在未来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星，或者腕儿。一个以发展艺术和技术为初衷的比赛，并非所有人都是以名利为主要目的而参赛。他们参赛之后，是否选择在音乐的市场经济中打拼，或者是否在体制内进行艺术事业，甚至是否将歌唱作为自己未来的主业，都是模棱之间。 这些人，是新中国音乐体系的一部分果实，是中国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基石的一部分，无论这块石头，是大，还是小。 有这么一个人，出身于教师家庭。小时候说相声，常宝华有意招揽为徒，拒绝了；京剧唱得不错，会说山东快书；结果选择了法语文专业，如家世一样，当了教师。 便是这么一个人，大学期间夺取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的歌曲大赛的冠军，受邀参加央视“电视世界”晚会，然后被导演力邀参加文艺晚会。然后，录制了第一首电视剧歌曲《心中的太阳》，真正走上歌坛。 没错，他就是刘欢。 和当时参加青歌赛的科班学霸不同，刘欢是虽然也是学霸，但对于音乐来说，他颇有些野路子出身。但这并没什么，既非劣势，也非优势。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早在87年，录制了《少年壮志不言愁》《离不开你》等佳作后，刘欢开始了各种尝试。在88年末，他录了一盒磁带，《九十年代的爱恋》，基本是翻唱港、台、英文歌，可以不客气地说，这磁带里的水平，是刘欢的黑历史。例如，他把林子祥的粤语歌，原歌词唱成了普通话，那效果，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成败不是重点，而这样的尝试的心态和勇气，是一个优秀的原创者不可少的过程。这，适用于很多行业和研究。 到了89年，在创作者选择了刘欢后，《弯弯的月亮》发行，风靡中国，这首歌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界从港台翻唱、西北风等等热度流行过后走向沉静和内敛时期的代表作品。而90年，刘欢和韦唯录制了《亚洲雄风》，风靡全国，打脸官方内定。之后，因为一起演出事故中的误会，被封杀了。 不过，即使刘欢有过创作，但直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之前，他始终被定位于一个单纯的演唱歌手——仅仅一个多月，写出《千万次的问》等7首歌曲、九十多段音乐。令人咂舌的质量和速度。这次创作，不仅为电视剧的火爆锦上添花，也冲破了官方的封杀令，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刘欢，不仅仅是一个歌手。 《少年壮志不言愁》《离不开你》《弯弯的月亮》《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好汉歌》《从头再来》《我和你》…… 刘欢的经典之作不必一一列举。虽然歌唱家的水平是一种荣耀，但在谈论刘欢时如果说他是一个歌唱家，未免有些贬低了。就音乐来说，能够针对具体的作品，把自己不同的情感，散淡、悲怆、感伤、豪放……契合地融入歌曲之中，良好地演绎出来，这本就是歌唱家的境界——演绎作品应有的情感，而非让作品适应自己的情感。明白并且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往往最终能够开创属于自己的风格，甚至体系。 在中国当代，达到这个境界的音乐人，并不多。毕竟，如果仅仅考虑卖钱的话，这样的追求过于屠龙术了。 如度娘所说，刘欢是集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唱和音乐教育于一身的音乐家。也许，在介绍刘欢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这是一个业余时唱唱歌的大学教授。只是有些可惜，这些年，刘欢的创作不多，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作品去证明，他比起以前的巅峰更上一层楼。而且，如前问提到彭丽媛一样，刘欢的音乐，在国内也是独树一帜的，目前还没有得到传承的迹象。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笑话——刘欢的水平和他脖子的长度成反比，在他日积月累的努力下，终于没脖子了！ 周峰这个歌手，颇难界定是否值得一说。思量一下，史记有本纪世家列传，周峰嘛……列传都难，但完全不提，似乎又觉得有什么不对……算了，就只列作品不多说了。 《季候风》《梨花又开放》《眼之魅》《朋友》（臧天朔的，周峰很早就首唱了）《mary》…… 毛阿敏，被不少非韦唯脑残粉的人评价为大陆90年代前后的1姐，这个评价就不下论断了，因为有韦唯的存在，总会有一些人不会心服。 不过，无论是不是1姐，1姐也不是一天练成的。 毛阿敏在1985年的第一张专辑，不怕毁童年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试试，历史黑得飞起。 或者说，那个年代的歌手们，依然沿袭着文责自负的传统，人能不能出名、歌能不能唱红，并非首要，他们在乎的，是“这首歌我认为该这么唱”。那批歌手的基本功普遍扎实，在面对新的音乐风格的洗礼时，能够化为己用并有所创新的，基本都成名过。 在85年－87年间，毛阿敏的唱功，有着火箭一般的上升速度，当然，这也和她唱的歌的质量的变化有很明显的关系。直接地说，她的成功，是因为她自己的努力以及谷老太婆。 《渴望》、《神的传说》、《思念》、《淯水吟》、《绿叶对根的情意》、《同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自有人评说》、《不爱胭脂爱乾坤》、《不白活一回》、《历史的天空》、《投入地爱一次》、《女人不是月亮》、《篱笆墙的影子》…… 可以说，94年唱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歌，是毛阿敏的巅峰，在此之后，她就没有质的进步了，但在2013年，50岁的时候，她录制新旧歌曲的质量，并没有什么退步，这一点，绝大多数歌手基本得跪。 从唱功来说，她的水平接近歌唱家的顶点，对待每一首歌，都会量造相匹配的唱法；但要到达歌唱艺术家的境界，形成自己的体系，似乎很难了…… 写完之前的后记： 在网上说过一些观点，整理过一些音乐。有的人说我是大神，有的人说不是，不管他们说是不是，反正我觉得还不是。 这个帖子也许会很长，慢慢写，因为这个话题很大；也许会很枯燥，因为真相或者说本质往往是冰冷而残酷的；也许会中途被和谐，因为谈流行音乐时有些人物是不可能避而不谈的；也许会和你之前被人反复灌输的观念有所不同，因为我不是为了让你跟我走，而是希望你能有属于自己的思考。 来自不是被别人赋予的坐标原点，来自不是别人塞你手里的逻辑。 看完这些，你信，不信，都不重要，只要有过冰冷的思考，就好。 流行音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要谈论它，必然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谓流行，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指社会上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或某权威性人物倡导的事物、观念、行为方式等被人们接受、采用，进而迅速推广以至消失的过程。又称时尚。 以上摘录于度娘百科。这样的名词解释，一般也没人会反复修改，也不会有明显的谬误。很显然，具体的流行是有时间性的，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那么，流行音乐，具体到一首作品，其流行的时间，也许长，也许短。而流行音乐这个整体性的说法，也许出现得比较晚，但这个概念，却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外国且不说，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的详细编纂，大概就是《诗经》，虽然，因为客观的技术条件所限，现在我们只流传下来了诗经的歌词，却没有谱了。 简单地说，流行音乐，就是人民在一定时间内广泛接受、传播的作品，也许是传唱，也许是传听，但必须具有人声部分。（不然，就是纯音乐的范畴了） 流行音乐属于一种艺术成果。一首具体的流行音乐作品的水平，或者说艺术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两点——第一，广泛流传了多久，第二，流传该作品的人民这此作品的整体评价如何。 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代流行音乐作品就是最好的参考对象。2000年前三国时曹操的《短歌行》等作品能够流传到现在，而200年前乾隆的上万首作品却早已无人问津；苏轼次韵章楶的《水龙吟·燕忙莺懒芳残》，而写出《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相当于对第n次翻唱填词来了一次第n+1次填词，结果不仅群众，连章楶也自叹弗如。 能够穿越时间长河，流传到现在，并被人们普遍欣赏的流行音乐，必然是最上乘的艺术作品。 不过，这里显然没有必要过多的谈论古代作品，本体应该是现代流行音乐，才不算跑题。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两个标准，却是最本质，也不会改变的。 现代流行音乐，其开始的时间划分，可以有很多种说法，每一种都有一定道理。 例如，以技术条件的突破为标志——留声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因为人的大脑会欺骗自己，自己唱的歌在感觉上往往会比实际的效果好。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现象在留声机出现之前，是无法消除的。当人们，特别是歌手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歌声的更真实的情况后，演唱技术的发展就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同时，音乐作品的传播不再仅仅靠歌谱而有了更直观的媒介——类比地看，为什么中国的诗词的精品数量在造纸技术成熟后也有井喷，而在印刷技术成熟并广泛运用后转为了字数更长的小说？ 很简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艺术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成就的最鲜艳的果实，并非从天而降，具体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在该时代的技术条件和社会风气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所以，留声机的发明，可以作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开端的标志，也许，可以说是火种、契机，或者其他什么。 不过，这个帖子主要谈论的是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和留声机发明的时间相比，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工业基础的农业国，留声机在中国谈不上广泛使用，所以按这个方式去划分，不是非常适合。 流行音乐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事物，清朝、民国时期，其社会组织度和执行力，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在全国全社会各阶层流传的能力。以戏曲为例，京剧、川剧、豫剧……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地域划分的不同种类，却不能彼此融合成为一种。直到新中国成立，地域、阶层等全方位覆盖的传播才成为可能。 所以，这里把现代华语流行音乐的产生时间，划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之前，同时在留声机发明之后（1877年）问世的流行音乐作品，如果以词曲唱（包括后人翻唱）的形式在49年之后仍然广泛流传，也可以属于现代华语流行音乐。 总的来说，现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入选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入过中国大陆的被有一定人数规模的群众广泛传听或者传唱的有人声部分的音乐作品。既包括纯原创，也包括翻唱，以中文歌为主，质量很高，或者流传度很高，或者被翻唱成中文歌的外文歌的原作也会纳入。 （注意：1949年时，只有内地有现代流行音乐。台湾，以及香港，现代本土流行音乐的产生，是70年代的事情了。） 在后面，就简单地说流行音乐，而不全说“现代华语流行音乐”了。 如上所说，流行音乐的水平或者说价值，本质上的标准有两点，广泛流传的时间，以及该时间段内人民的评价。这是最基础的标准，或者说第一级标准。 又如前文所说，艺术是社会成就的果实。滋养它的土壤，培育它的手段，传播它的方法，都需要在具体的时代中去看待。 看到点儿什么，兴致来了唱一首歌出来，立即传遍所有人耳中，大家纷纷赞颂膜拜，历代不衰，成为史书上的一段传奇——这就是最理想的产生和传播的情况。 这当然是意淫了，真实历史中最接近的，也许就如苏东坡写《明月几时有》了。但这种天才中的天才，是不可能强求的；并且，当代社会不可能和北宋一样对有官身的人优渥到那种地步，也不可能以诗词取士。 很显然，第一级标准在分析岁数还不足100年的现代华语流行音乐时，不是那么适合。我们需要更细致的标准。 自二战之后，世界上长期有过两大类意识形态，从而在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社会模式。流行音乐的载体也属于社会的范畴，其产生作品、传播作品的模式，自然也是不同的。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流行音乐只有一种模式，从渊源来说，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当然，也可以说是“体制内”的模式。而在改开之后，新的模式逐渐从无到有产生了，同样从渊源来说，可以说是美国模式，当然也可以说是“商品”模式。 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在60－80年代，你要是在美国大吼民主，那么自由的子弹会教你做人甚至做天使；你要是苏联大吼自由，那么民主的铁拳会让你体会西伯利亚劳动营的寒风。（虽然，从92年开始，美国就把自由和民主俩帽子都戴在了自己头上）事实上，在流行音乐的成就上，两种模式都有着彼此不能取代的丰富成果，只不过在90年之后美国夺取了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苏联模式下不仅流行音乐，甚至其他方面的艺术成果都在宣传渠道中被选择性的漂没了。 两种模式，泾渭分明，却在神奇的中国同时存在了——虽然身在此山中的你我觉得不足为奇，但在世界范围内，这的确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奇迹。 如众多国策一样，不同制度混合，并行发展，就是中国的现状。两种流行音乐的产生及传播模式，在中国，将会继续并行很长的时间。（也许就是一百年不变） 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下，流行音乐有着不同的更具体更直接的价值标准。（在细节上，也许会完全不同，也许会有所相同，也许是侧重点不同） 这些标准，可以定义为第二级标准。它比第一级标准更直观而明确，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不如第一级广泛。 （未完待续） 最后用一首写了4个小时的草稿歌词镇楼 《时代之歌》（原曲为谢安琪演唱的《年度之歌》）——毕诗灵 夕阳洒过迟缓车飘过久违的老歌 红砖驳墙深处随歌声牵扯撩动心中寂寞 曾经口口相传歌唱祖国曾经争相传唱英雄赞歌 那些年戴手铐的旅客也唱着祝酒歌自豪那就是我 时代总有一首首歌伴你我流过汇成一条记忆的河 河流行过歌似多不多烙印你喜怒哀乐 岁月往前一幕幕落已束之高阁至今久违似陌 何时只剩觥筹交错何时河流几近干涸 反复牧羊电影歌轰动一无所有rock 浪子回头悔过热血颂军歌黄土高坡 时代总有一首首歌伴你我流过汇成一条记忆的河 河流行过歌似多不多烙印你喜怒哀乐 岁月往前一幕幕落已束之高阁至今久违似陌 何时只剩觥筹交错何时河流几近干涸 写歌唱歌心中有歌话忍不住说道出喜怒哀乐 何时已为写歌写歌何时已越来越下坡 万人空巷的渴望艳粉街里的故事 涛声依旧绵长在梦里水乡轻轻的告诉你 雾里看花依稀同桌的你 祝你平安愿永远是朋友 白桦林里把耳朵叫醒看历史的天空不妨从头再来 时代洗涤流行的歌留传心底的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