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明俸 作者：煌煌华夏 就在陈云甫对這都察院一切都好奇的同时，那司务官时溥也在好奇陈云甫。 這位，也未免太年轻了吧。 能有個十五、六岁？ 這位跟邵御史得是多近的关系啊，才能這么小的岁数送进都察院来。 虽然說就是一個刀笔小吏，不入流的身份，但不還有那么句话嗎，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 同样是吏，都察院的吏和地方县衙的吏哪能是一個级别。 都察院作为大明中央机关之一，署理天下一应官员的弹劾、检举、稽核工作，与吏部一并行使京察权，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权机关，却仅仅只有两百多名吏。 這和六部、大理寺可谓是天差地别。 六部中最轻松的礼部，都有上千名吏。 毕竟清吏司是最需要用人手的部门。 时溥沒有主动去打探陈云甫的底子，他就是一個从九品的司务官，在京城這地界和平头老百姓沒区别，天子脚下世家无数，哪家的公子都得罪不起。 总之心裡只要记住這陈云甫也是他惹不起的主就成。 反正都察院两百多個小吏中有一大半是关系户，也不差多這一個两個了。 “咱们都察院呢，地方大但事少，你来到之后也不用担心，真有個什么不懂的，问邵御史即可。” 时溥带着陈云甫简单认识了一下這都察院的布局，又逛了一遍内院，也就是宿舍区。 “平日裡要是累了乏了，可以在這休息，不過咱们都察院除了办案子的时候，這内院基本沒人住。” 时溥笑了笑，說道：“毕竟都是京城人士，下了值還是家裡睡着舒服。” 念叨了這一句之后，时溥又顺口问了陈云甫一句：“云甫住在哪？” “裡仁街北三甲。” 时溥抽了下嘴角，呵呵干笑两声：“好地势、好地势。” 裡仁街北三甲，邵御史家不就住在那，东西首尾住下的貌似就沒有一府是小于四品的吧。 脑子裡疯狂运转着，时溥联想到京中几個姓陈的显贵。 “时司务，下吏我应该到哪裡去报道？” 陈云甫說的有些拗口，他不太明白在明朝的时候，报道這個词的意思应该怎么表达，索性就直接拿来用。 “哪裡都不用去。” 时溥倒是能听明白，直接给了答复：“平时呢经历司就最忙，照磨司就最闲，不過咱们都察院的胥吏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咱们具体的工作干的其实并不多，主要還是待命。” “待命，待谁的命？”陈云甫眨眨眼，一时难悟。 “御史堂官们的命呗。” 时溥言道：“不過說是這么說，基本上你是遇不到几次的，御史们哪有功夫来咱们這发号施令，别看御史堂官们是咱们都察院的上司，其实這地方他们不怎么来。 真有什么事，也是葛经历带着卷宗入宫呈禀，我在這干了十几年，就见過一任都御史大人，现在咱们头上這位左都御史詹徽公，我可都還沒见過呢。” 都察院，這么闲的嗎。 陈云甫眨眨眼，有些不可思议。 這么一說，這都察院岂不成個清水衙门了。 不对，准确来說，清水衙门的是都察‘外’院。 皇宫裡的那個都察‘内’院可不是什么清水衙门，而是实打实的权力机关。 這时候陈云甫才明白過来，自己這是把都察院给误会了。 潜意识裡，陈云甫总是把都察院和后世的检察院联系到一起，以为都察院要行使的实际职责很多，但现在看来，都察院唯一行使的职责恐怕不是对天下官员的监督职能，而是单纯作为一种党争的武器而已。 這個外院受理来自各省地方的弹劾检举，然后经历司将這些弹劾收集起来送进位于皇宫的内院，交到那一群高高在上的监察御史手中。 至于這些御史拿到之后，会如何向各自背后更大的党派魁首汇报，有或者如何进行党同伐异的攻讦争斗，那就和他们這個外院沒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都察院本身并不具备侦办案件的权力。 都察院能拿到手裡的只能叫线索，线索只有经過侦查和事实驗證后才能叫证据，查证权在刑部呢。 御史们捕风捉影，刑部的司官跑断两腿，朝堂打成一片，皇帝从中取利，平衡各方的同时稳定统治结构。 這大概，就是都察院本身存在的唯一价值了。 想到如此，陈云甫满腔的斗志稍稍有些退却，他兴致勃勃而来，還以为能参与到即将发生的郭桓案中呢，可如今一看，這郭桓案和他怕是沒什么关系了。 除非，都察院拥有独立的侦讯权和自己的一套侦讯班底！ 可這种事也就只能想想了，陈云甫自己都摇头。 此事和邵质說可沒用，别說邵质了，就算和那位未曾蒙面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說也办不成。 除了朱元璋。 陈云甫可沒那么不知好歹。 還是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份内事吧。 别看都察院闲的生疯，但薪俸却是不低。 “年俸二十两，其中十两给的是现钱，十两拿实物折抵。” 听到這個数值，陈云甫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么多？” 明朝的官员俸禄情况一直为后世人所诟病，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最低的从九品官员，每個月只能领取五石大米或選擇年俸二十八两。 但真的低嗎。 先不說明初的物价贵贱，先說五石米的月俸。 明朝一旦约合九十四点四公斤，五石便是九百四十斤重。 如果這個从九品的官员是一家五口的情况下，那么每個月能吃掉两百斤米嗎，就算能，余下的七百多斤完全可以拿到市场变现。 這便可以卖得二两余银子。 冯梦龙在《儒林外史》中写了一個桥段，范进的岳父胡屠户一日可卖一头猪，赚一钱银子。 一头猪便按百十来斤来算，才只够胡屠户赚一钱银子。 那這头猪多少钱？ 按照《宛署杂记》的记载，一头猪仅一两六钱银子。 一两六钱的总价，胡屠户仅赚一钱，算是极良心的商贩了。 当然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头猪才一两六钱。 一個从九品的官员一家五口，一天便是吃两斤肉，一個月也不吃完一头猪！ 换言之，顿顿有肉。 而牛羊肉的价格比之猪肉還要便宜三成！ 因为明朝的卫生环境并不理想，猪的养殖是有一定困难的，而牛羊则不然，一個是大明早期拥有自己的牧场（漠南卫），二一個则是草原的互贸。 一個从九品的官员仅凭合法薪俸就可以实现顿顿有肉的生活。 另外像布匹、丝绸的价格也并不高。 一匹布不過三钱，一匹丝绸不過五两。 官员的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两套服装，官服和便服都由朝廷采买。 那么官员只需要给家裡人置办衣服也就够了。 只是为什么明朝的俸禄给人一种极低的错觉，因为我們做了物价的跨时空换算。 我們计算到的是一石粮食拿到后世来卖才不過三百余元。 五石粮食的月俸那就只有一千七八的样子。 怎么活啊。 人情往来、逢年過节這些开支多大。 官员不得养几個偏房嗎。 不得偶尔学個外语嗎。 不得顿顿大鱼大肉，再叫几個歌舞妓听听曲嗎。 啥家庭這么造？ 你拿一千七八放到二十一世纪，那明朝官员真可怜，贪污确实有理。 可考虑到明朝的物价水平、生产條件和精神供应，一個从九品的小官已经活得很滋润了。 只是人心是无度的。 我是官了，我凭什么一家五口。 凭什么一顿只吃四個菜。 偶尔去喝個花酒听听曲不犯罪吧。 我总得给自己买几身苏绣、蜀绣的大牌吧。 逢年過节给媳妇小妾丈母娘啥的买两件首饰不過分吧。 這么一想心裡就长了草，再看看手裡那点可怜的月俸，可不就是升起一种朝廷抠门的感觉。 人要是贪，怎么都贪。 二十一世纪官员那点工资够去潇洒嗎，够打高尔夫嗎，也不够啊，那他们贪污合理嗎。 显然不合理！ 老朱在洪武六年、洪武二十八年两次调整官员的俸禄，已经按照比正常家庭生活所需花销的两倍以上来制定了。 是古代官员本身的思想他带有一定的封建官僚习气。 不愿意活的只比普通百姓好。 官才是人，民只是草芥。 必须得有悬殊的生活差距才能体现出来。 在十四世纪的背景下，能仅凭合法收入就能实现一家五口顿顿吃大肉，這日子怎么想也够资格說一声幸福了。 又想养小妾，又想学外语，末了骂朝廷抠门，說是老朱逼他们贪污，多少有点不要脸了。 若要是替明朝的官员鸣不平，就沒必要对现实的贪官咬牙切齿了。 就這么简单。 三观要正，思想要纯！ 陈云甫一听年俸二十两，那脸上笑的，比花都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