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與歷史
《紅樓夢》包羅萬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認爲非天才不足以寫出此書，神話曹雪芹。其實不必要。曹雪芹是一個寫作天才、偉大的小說家，但並不是說他就是“穿越者”或者天賦異於時代。
經過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反孔反儒等，現在我們學到、看到的歷史和文化，與真正的歷史與文化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現在去看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就像看架空小說，與我們的生活無法一一對應，自然就會對那樣的生活無法想象，甚至無法理解。
文字的雛形是甲骨文，甲骨文是用來占卜的，後作爲上層社會交流信息所用。文字體系最早就是“天書”，上層社會專屬，不對外，更不對衆。
最早記史的人像古時祭祀、音樂的人一樣，都是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小部落，專門做這事，屬於上層謀生手藝的一種。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有歷史記載，民衆意識覺醒，階級矛盾開始成形，文人處於中間地位。爲了“欺上瞞下”，把真實的人類歷史進行記載而不損傷自身利益，這羣人發明了“春秋筆法”——以春寫秋，以明寫暗，以假寫真。
這種寫法是所有封建文學通用的，沒有這樣的認識，是讀不懂、理解不了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
《紅樓夢》是清朝白話文改革之後出現的，也引領了當時文學文字改革之先，所以裏面俗語、俚語和詩詞同時存在、同時出現，但貫穿全文的依然是春秋筆法。因爲《紅樓夢》承載了“文學改革”這樣的重任，作者有意在其中引入各種歷史故事，並進行了不同的時代解釋和演繹，包括戲劇，也很有意地通過草灰伏線的方式，對不同的事件進行揭示。《紅樓夢》裏面賈瑞拿的風月寶鑑的鏡子，正反兩面，就是這種兩面性的體現。
2.《紅樓夢》裏的歷史與社會
現在我們讀的是數學、語文、英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等，林黛玉進賈府時候七八歲，賈寶玉也就十歲左右，作爲一個小學生，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詩詞歌賦、人物傳記等。指定事物，拿了韻腳或者給了詞牌，無論男女，都能做出詩詞來，都會用典，說起典故來，都知道，是因爲他們從三四歲啓蒙開始就讀這些，專注讀了四五年。駱賓王做一首《詠鵝》真的不難，謝道韞跟“閨蜜們”詠詠柳絮也常見，林黛玉、薛寶釵的才女形象就來源於謝道韞，文中專門有他們一起寫柳絮詞的場景。
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與王孫貴公子交遊，讀過不少書，見識過不少人，對社會和當時各種人羣的不同生活有充分的認識，能夠架構起《紅樓夢》。螃蟹宴時，賈母曾說史家有舊閣名枕霞，枕是枕頭，爲賈母墊頭的是霞，就是彩色的雲。劉姥姥進大觀園時，賈母爲林黛玉換窗紗用軟煙羅，銀紅的叫霞影紗。煙是煙火氣，就是生活，銀對金，紅是“朱”門，窗戶是對外的口，這裏指的是國公府對外是二等(銀色）貴族家庭。
王、公是一樣的，再往上就是皇室了。從賈府的不同用品和制度來看，皇室在喫穿用度上更上一層，以富貴新奇爲好，在制度上以威嚴秩序爲上。賈迎春省親就是用威嚴制度襯托出來的富貴榮華再現。
“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不一。”
“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插圖]，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擡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旁跪下。”
古時講禮儀制度，禮節和儀式排在制度之前，是因爲這些從大到小，從整體到細節的全套禮節和儀仗，具有營造氛圍、震懾衆人的效果。這樣一整套禮節，使得所有圍觀者對“皇家氣象、皇家威嚴”印象深刻。
曹雪芹寫《紅樓夢》，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即使前八十回，不同版本，也有許多待填補之處。
第七十六回賈寶玉和賈環做的詩，並不是一開始就沒有的，是在後邊刪改過程中認爲不妥當，需要重寫或重新找合適的添加。除了填補資料，就是前前後後各種對應——三五個月寫一部小說，一兩年寫一部小說，十年寫半部小說，能一樣嗎？
寫小說跟讀小說不同，讀小說是從前向後讀，許多情節峯迴路轉或者出乎意料，讀者大多認爲作者也是這樣寫的，實際上不是的。《紅樓夢》是在有一個故事雛形的情況下，一點一點添加，反反覆覆對照——每一遍可能都不一樣，從現在的資料來看，確實也不一樣。
裏面的許多故事都有歷史出處和對應之處：
秦可卿葬禮，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有人遲到，王熙鳳讓打了二十大板，最早是大禹治水，有人遲到，打死了，以儆效尤。
“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才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閒，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
封建時代，一院子的人其實也沒什麼事，一個丫鬟一天的工作可能就是主子洗臉的時候去端着盆子，五分鐘的事，民間都有臉盆架子。這些人最大的紀律也不過是準時準點、不亂跑亂逛，也就是點卯、查崗。現在很多企業遲到罰錢，與那時候把人拉出去打板子是一個道理。
薛寶釵聽到小紅和墜兒的談話，與賈芸互相傳遞手帕，推說是來找林黛玉的，《世說新語》有這樣的故事：曹操和袁紹年輕時，兩人出去遊蕩，看別人新婚，曹操用刀相逼，把人家新娘搶走了。那家人發現新娘沒了，就呼朋喚友出來追趕他們。兩人迷了路，來到叢林荊棘之中，袁紹被困，眼看那麼多人追了過來，靈機一動，指着前方喊：“小偷在那邊！”人們都往他指的方向追去，他就有了逃跑的時間。
從這些細節裏我們能夠看出，曹雪芹熟讀史書，包括正史和野史，戲劇話本之類的大多來自於野史。曹雪芹以自己的生活所見所聞，又把他們“掰謊”了一遍，就是這些後宅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他們不會發生《西廂記》那樣私會的事，私會的都是丫鬟。就像我們站在現在看《紅樓夢》，認爲那些人的生活有許多荒唐之處，比如司棋在迎春那裏上個班，訂婚了，跟男朋友私會一下，怎麼就趕出去並撞牆死了呢？這是歷史時代不同產生的認知和觀念差異。
古時的婚姻都是三媒六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賈芸和小紅、司棋和潘又安的事，都是被稱爲淫奔、奸盜，與偷盜同類罪名，不被認爲是好事，薛寶釵肯定要避嫌，是聽到都要說不知道的。
鴛鴦在暗處無意間撞破司棋和潘又安的私情，想的是“奸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了旁人”。那一段時間林黛玉鬧騰的，人們都認爲她就是小紅之流——“姦淫狗盜”之人。當時情況下，薛寶釵要“金蟬脫殼”，就只能是林黛玉。
林黛玉和賈寶玉的事人盡皆知，薛寶釵喊“顰兒，我看你往那（哪）裏藏”，實際也是給小紅臺階下。小紅回頭想想，包括林之孝家的也會認爲：林黛玉跟賈寶玉自己就那樣，還能說誰。
實際上來說，《西廂記》故事雛形如果是唐朝的話，民風豪放，鶯鶯很可能就是跟張生私會了，但在明、清就是不合理法的。放在現在，婚前同居不違法，更加與任何公司的規章制度不相干——在“榮國府”上個班，又不是賣給他們家了，還不能交個男朋友嗎？
3.《紅樓夢》的時代侷限性
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包衣一般是犯罪的官家被查抄之後充奴，相當於賈府的家生子，曹雪芹的身份就相當於文中賴大的兒子賴尚榮。曹雪芹的身世也包括跟皇子相交，就像賴尚榮出外做官，家裏請客，賈寶玉、賈璉、薛蟠都過去跟他玩。
《紅樓夢》是寫歷史的，包括明史，但不是反清復明的，寫得比較宏大，有從宏觀上總結歷史的意思，受時代所限，沒有找到出路。
清初，資本主義萌芽，《紅樓夢》裏開始用錢來計算各種關係，包括親情，把利益關係擬人化。林之孝掌管賈府田產收益，小紅是林之孝的女兒，進入大觀園，指代大觀園內的土地收入，賈寶玉沒有能力收下，被王熙鳳劫走。賈府這種封建服務關係，被買入的奴僕們提供的是服務不是生產、不是商品，只能以各種人情關係確定利益等級，而不是勞動價值。賈寶玉對王夫人叫太太(祖母），類似現在的“職務”稱呼，所以丫鬟們都叫年輕的王熙鳳“奶奶”。封建家族階層等級制度，用親情稱呼進行利益權勢劃分，就只能一再提輩分了。
王熙鳳有自鳴鐘，怡紅院有玻璃鏡子，即使當時曹雪芹接受了外來思想衝擊，能夠想到和認同的也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所以我們看到的社會，與曹雪芹寫的是不一樣的。想象力都有出發點，西方最好的科幻小說作家，能夠早幾十年想出帶線電話，是因爲聲音的傳遞性，但觸屏物質沒被發現時，沒人想到智能手機。現代人寫不出《紅樓夢》，曹雪芹在當時也寫不出現在的社會現象。
資本主義本身是在封建主義基礎上滋生的，是大的封建貴族轉化成大資本家。共產主義只能在工業文明上發展萌芽，必須工人階級體現和認識到自身價值。清朝與唐、宋、明一樣，經歷康乾盛世之後，毫不例外地由盛轉衰。
結語：
《紅樓夢》的包羅萬象，闡明世事，令人警醒，使得清廷意識到知識文化的重要性，乾隆年間編纂了《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更加知識豐富，涉及方方面面，是“教科書”版本的《紅樓夢》，只是不講故事大家都不愛看——《紅樓夢》裏的聚會很多時候都講笑話，通過笑話講道理，直接講道理沒人聽。
“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
警幻仙子所制，警告大家不要幻想那些虛妄的榮華富貴，專治胡思亂想，也只有聰明傑俊、風雅王孫能看懂、看明白。作爲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我們，都是“太子”，應該都盡力看懂纔行。
讀史使人明智，讀《紅樓夢》是通過讀故事讀史，只讀了正面，就像賈瑞一樣死了；讀並且讀懂了反面，纔是救命、明智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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