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這情形下也沒有办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們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来，岳飞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這完全搞错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领导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对任何一個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裡，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這裡，說一個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這话是什么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么办？”我說你们原来是這样干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样干，是邻县要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這样干，那我們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說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個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這样坏的一個故事，以解释這個道理——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裡，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這個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們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這個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們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歷史每個时代、每個社会来配合。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說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條。其实不是的。我們读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时代，我們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歷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歷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說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們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還沒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复杂的意义。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歷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個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歷史为春秋。這就是中国的歷史学家，认为在這一個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說，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称一称。歷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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