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9、北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個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個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個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還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裡最终完成了關於湖南农民問題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時間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裡，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這裡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還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這個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過于关注农民問題。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過去。
紧张的生活并沒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沒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過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個世界，临江赋诗不過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問題———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個时代面临的問題。对于這個問題，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問題。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還沒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這個問題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過程中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說：“這一点子赤化若沒有时，還成個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說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過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歡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沒逃掉)。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過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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