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3、母亲是泽东的依靠
一個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說：“我想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沒有的东西。”他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說。
毛顺生有了一個对付他這個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這种办法在那個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個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這個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說他从未碰過她一個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個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閱讀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裡，几十年后，他還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這個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說：“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1915年，毛泽东归還给表兄文运昌的《盛世危言》和還书便條。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裡，私塾裡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這一惊雷般的消息。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問題”。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沒有看到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問題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裡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個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問題与韶山的一個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這個地主到处散布說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裡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說裡，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歷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這件事還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說：“在我們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個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這個“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還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個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說。他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個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沒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說：“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這件事来驗證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沒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問題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裡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沒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裡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個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這伤害了泽东。在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時間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個失业的法科学生家裡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問題。但是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裡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說：“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說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這個守财奴大声說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過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說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個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說：“這裡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說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說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個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這是一個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還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個包袱，裡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條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這裡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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