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疑窦丛生
姚援朝和刘文才這两個坎杖子乡的党政一把手明摆着是推卸责任，两個人一唱一和，就把這次矿难的责任都丢给我了，要我承担所谓“监管不力”的责任并处理善后事宜，其他几個乡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沒人帮我說话，我孤掌难鸣，這事就被定了下来。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我才刚从谢文媛的诬陷中解脱出来，又接了矿难這么一個烂摊子，但冷静下来，憋屈归憋屈，其实有一点姚援朝說的并不是沒有道理，那就是无论如何辩解，安全生产责任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大名，矿难也是我去宝安金矿实地检查完工作后发生的，上级真追查下来，我难辞其咎，而且一旦处理不好，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就毁了。
出了会议室，我先让赵连友马上联系乡派出所，跟他们一起带着几個乡干部去矿上封锁现场，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办公室。
這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都在想這事该怎么办，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我被外面一阵锣鼓声和哭闹声惊醒，等我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办公室（当时办公條件简陋，办公室裡面放一张简易单人床就当睡觉的地方了），一眼就看见政府大院外面围了不少人，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哭闹不停，甚至還有在外面上香烧纸的，旁边沒看到其他乡干部，只有门卫张大爷在维持秩序。
我顿时心裡一沉，走上前去指着门外问，张大爷，這怎么回事？
张大爷愁眉苦脸，說都是矿上死了人的家属，這不是来乡政府讨說法了。
我又问他那怎么沒看到乡长和书记，其他乡干部又干嘛去了？张大爷的脸色变了几变，然后告诉我說一大早乡长和书记就走了，他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至于其他乡干部，张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以一副過来人的口吻說，年轻人，碰上這事都是能躲就躲，谁還往跟前凑乎？
听张大爷這么一說，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气，偌大一個乡政府，這么大的事就让我一個人刚毕业的学生来处理，其他人能跑就跑能躲就躲，尤其是那個乡长刘文才，在会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還有脸教育我說身为党的干部要勇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结果事到临头跑得比兔子都快，真他么不是东西。
虽然心裡這样想着，但是我不能在张大爷面前表现出来，我暗自攥了攥拳头，强行将這些怨气压了下去，与其有功夫在這裡生闷气還不如想办法去把事情解决来得实在。
就在這個时候乡党委副书记王勇走了出来，看着我說了句跟我来，就走向了大门口，我還以为這是终于有人站出来解决問題了，就跟着他走到了人群跟前，王勇对着正哭闹的群众举起双手往下压了压，喊道，乡亲们！好了好了，先听我說！
這些人显然是认识王勇的，听他這么一喊渐渐安静了下来，王勇又对着乡亲们說，你们的事乡裡都已经知道了，乡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一定会查明原因，也在积极研讨善后和解决的方法，請你们放心，乡政府肯定会给你们一個妥善的交代等等。
我越听越不对劲，這哪是要解决問題，分明就是在打官腔，王勇說完這些并沒有停下的意思，他侧着半個身子转向我，摊开手掌尖指着我对着人群介绍道：“這位呢，就是咱们乡主管生产安全的副乡长武常思，姚书记和刘乡长去县裡汇报這次金矿事故，临走前委托武乡长全权处理，你们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他說！”
我顿时有种很荒谬的感觉，這坎杖子乡的领导干部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无耻程度不断刷新我的认知，相比较起来，谢文媛陷害我的那事真是毛毛雨，简直不值一提。
乡亲们一听說有人负责，顿时群情激愤，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而王勇则趁乱假装若无其事的走掉了，我也沒有功夫去在意他，大家围着我各說各的，我真是什么也听不清，一個头两個大，最后我只好說，這么乱糟糟的也不是办法，亲属什么的先回去，直系亲属每家先派一两個代表，到我办公室裡细說。
就這样五個代表跟着我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吵吵着让我给說法，我一边赔笑脸一边热情的沏茶倒水，我知道他们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我就算說什么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先安抚好他们才会听我說，所以我必须先拿出一個真诚的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可能是我和其他乡领导干部不一样，沒有推诿扯皮，是真的想负责任，他们的情绪也就慢慢稳定了下来。
這個时候我才拿出态度，這也是我半夜裡辗转反侧想好的，我知道這個时候最忌讳說废话，于是言简意赅的表态了三点，一是肯定要查明矿难原因，给大家一個交代，二是善后赔偿，這一点会跟矿老板谈，赔偿金额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一分不少，必要时会請公安部门和法院介入，最后第三点，就是严肃追究责任人，這個由上级调查定论，我請他们相信组织。
在那個年代政府的公信力還是很有权威，沒有像现在這样缺失，所以乡亲们听完后或多或少都暂时相信了我，但也說了，一旦他们在乡裡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一定会上县裡甚至市裡讨一個公道。
不過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把他们先稳定了下来，我长出了一口气，這個时候我才注意到其中一個妇女胸前抱着遗像，一边用手摩擦一边掉眼泪，样子很是可怜。
在农村，青壮年的男人几乎都是家裡的顶梁柱，顶梁柱一塌，加上坎杖子還是有名的贫困村，這本来不好的日子就更加不好過了，我心有戚戚，忍不住安慰了句节哀顺便。
哪成想我這么一說，那女人便悲从中来，說本来就知道在矿上干活危险，可是为了贴补家用也沒办法，矿上体力劳动重，一般都是三天一放假，這次不知道为什么五天沒回去，但之前也有過偶尔矿上活多晚回去的时候，也就沒在意，哪成想半夜就传来了這個噩耗。
听她這么一說，我顿时一愣，因为前一天我跟赵连友去宝安金矿检查的时候并沒有看到什么忙碌的场面，甚至连矿工都沒有几個，我又仔细看了一眼遗像，然后搜刮了一下脑海，发现那几個矿工中并沒有這個人。
“等等，你是說，你男人這次五天都沒回家？”我连忙问她。
那女人虽然有些疑惑我为什么有此一问，但還是点点头。
我又转過头问其他两家，他们也都說是五天沒有回家了，我脸色一变，问他们有沒有带死掉矿工的照片，他们摇摇头，說沒带，不過家裡倒是有。
我說行，正好你们也都要回去，我就跟着你们去看看。
他们以为我是要了解了解家庭情况，也就沒有多想，于是我就到他们三户家中坐了坐，也拐弯抹角的提出要看看另外两個死掉矿工的照片，近期照的最好。
结果等我在最后一户矿工家中看完照片的时候，我顿时疑窦丛生。
我从小记人的能力就比正常人突出一点，只要见過一面我几乎就记得住，当初刚入农校，我們班二十七個人，老师只介绍了一遍，我就分得清谁是谁，对号入座分毫不差，而前一天在矿场一共就有数那么几個矿工，所以我确定以及肯定，這死掉的三個人昨天都沒有在矿上。
我是带着疑问回到乡政府的，先去食堂就着热水咸菜胡乱塞了两個馒头，之后坐在办公室裡，我越来越觉得這事蹊跷，因为按照他们家裡人的介绍，這三個矿工都很顾家，品质也比较憨厚淳朴，更沒有什么陋习，平常最多就是爱喝点小酒，偶尔打打扑克和小麻将，但绝对不会为此彻夜不归，而且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周围的邻居听說了也都過来看看，从他们口中也不难听出，這三個矿工平日在村子裡风评的确也都不错，并沒有什么赌博之类的恶习。
最重要的是，坎杖子乡一共有八個村，而這三個矿工分别住在不同的村，他们又怎么可能出现這样的巧合？
沒在矿上，又沒在家裡，那么，他们又去了哪裡，又怎么会突然就在前一天晚上死在了矿裡？
我突然意识到，這次矿难事故，绝对沒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只是還沒容我多想，办公室的门就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赵连友，我让他进了屋，一边倒水一边說，老赵，正好我要找你呢，一会中午要沒事跟我去杜宝安那看看，咱得谈谈赔偿的問題。
哪成想赵连友神色古怪的看了我一眼，最后叹了口气說，怕是谈不成了，武乡长你也不用去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楞了一下，然后心中一紧，连忙问道：“你不是来告诉我說杜宝安跑了吧？”
赵连友摇了摇头，說那倒不是，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杜宝安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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