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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凶手离开的路线上，我們找到了七八滴连续的滴落状血迹，非常新鲜，但是离楼房很远。
“为什么血迹這么孤立？”赵法医问。
“我觉得吧，”我說，“可能是凶手离开楼道的时候，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走到這裡的时候，捂住伤口的手松开了，所以伤口会继续往下滴血。不要满足，要继续找。”
果然，用同样的办法，我們在杨风家的楼道裡发现了几小滴血迹，這几滴血迹在杨风留下的大滴大滴的血迹旁，虽然不起眼，但還是被我們发现了。
“這個也很可疑。”我說，“提取，赶紧做DNA。”
DNA检验很快开始进行，与此同时，我和赵法医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可疑的血迹。夏季的烈日很快烤得我們汗如雨下，但我們一刻也沒停，一直找到下午时分，才惋惜地发现，的确再沒有其他可疑的血迹了。
但是之前找到的這几滴血的DNA检验结果一出来，還是让我們彻底兴奋了。
這几滴血不属于任何一位死者，而是属于一個陌生的男性。
“永哥，走！”我眉飞色舞地喊道，“我們马上去专案组！”
在专案会上，我把之前通過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得出的几点推断逐一阐述，并且說明了理由。我信心满满地說完了全部的依据，并沒有迎来想象中雷动的掌声，反而是一片冷场。
专案组成员一個個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彻底被我的推理给绕晕了，似乎有些异议，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這诡异的气氛直到DNA室的阮主任冲进了会议室才被打破。
阮主任眉飞色舞地說：“并上了！”
专案组成员的注意力全部被阮主任吸引了過去。许支队急忙问道：“身份清楚嗎？”
這就是法医的悲剧。法医累死累活地干一整天，绞尽脑汁地推断，還不如DNA实验室的一次串并。我经常說法医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其他的刑事技术都是看到仪器出什么结果，就下什么鉴定结论。只有法医和痕检两個专业是要凭着经验和主观认识拼了命地推断、推理、猜测。猜对了還好，一旦猜错了，名声可能就此臭了。很多领导在意的是DNA结果有沒有做出来，而对法医辛辛苦苦在现场和尸体上提取DNA检材的過程并不感兴趣。
阮主任很自豪地說：“身份清楚，血是一個叫洪正正的二十二岁男子的。该男子是本地人，长期在外打工，去年因为打架斗殴被处理過，恰巧也取過他的血液样本。”
许支队转头对我說：“秦科长，貌似你的推断错了。”
“嗯？”我仍沉浸在那种不公平的情绪当中，被许支队這样一說，更是愤然，“我哪條推断错了？”
“你刚才說凶手可能是家长。”许支队眯着眼睛說，“现在看来，凶手才二十二岁，孩子不可能都上六年级了吧？”
侦查员中传来一阵嬉笑。
我脸一阵红一阵白，但是依旧稳住情绪，坚持道：“我說過，我认为本案作案人数应该是两人，這個洪正正只是其中一人，另一人不能排除是学生家长。”
许支队呵呵一笑，并沒有接我的话，只是轻声地对侦查员们說：“先去把洪正正抓回来，就什么都搞清楚了。”
我打断了许支队的话：“那，家长不查了？”
许支队說：“查家长的那组人现在终止任务，去抓洪正正。把他抓回来，剩下的事都好办。”
我沒有再辩驳，郁闷地和散会的侦查员们一起走出了专案组会议室。
一下午的時間，我都坐在市局法医室裡，反复看着电脑上“云泰案”的照片，照片乱糟糟地塞在脑子裡，理不出任何头绪。仅凭這几组照片实在沒有什么好的办法去破案，更沒法去甄别犯罪嫌疑人，可能這也是该系列案件至今沒有破获的原因吧。
次日凌晨，宾馆的电话响起，是赵法医打来告知我洪正正已经到案的消息，洪正正右手虎口处确实有伤。现在侦查部门正在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我蒙眬着双眼，“哦”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继续睡觉。
因为忘记定闹铃，一觉醒来居然已经上午十点了，我急忙洗漱完毕跑去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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