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振作精神，从头再来
一周過去了，陈老板沒有给我电话。
两周過去了，陈老板s９９ｌiｂ./s依旧沒有电话。
想了两周，要死要活折磨了自己两周，冷静下来后，我還是要振作精神从头再来。我想到了付成，想到付成后我就想去他那裡碰碰运气。我說的碰碰运气不是指借钱，我轻易不向家裡之外的人借钱，這样容易让人看不起，伤了友情与情分。
一年未见，付成的厂子又扩大了，边上還建起了一幢楼房。相比之下，我仍旧是那副寒酸样，是個一事无成的“小瘪三”，我心底裡涌现出一股子泡菜味。
付成对我的到来虽感意外，但沒有過多惊喜。想想也是，我們之间只是曾经的雇主与雇工的关系，算不上交情，人家能笑脸相迎就很不错了，要求過高只能无端伤自己的心情。
付成问我电脑设计学成了吧，我只能笑笑，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一言难尽啊。我转移话题问付老师身体好不好。正问着，付老师走进办公室看到我了，很友好地握住了我伸出的手。
付老师问我在哪儿上班，我說沒上班，自己出来单干了，办了個加工厂。付老师听后夸了我几句，說我有知识、有想法，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我惭愧地笑笑說：“不行不行，日子過不下去了，所以想来找付老师帮帮忙。”
付老师问：“做什么加工？”
我說：“点焊加工。”
“点焊加工？我們厂沒有這种活呀。”
“我知道，呵，但是们玩具上有很多铁配件，那些铁配件是需要焊接的。”
“這個還真不知道，我們买的都是现成的配件，拿回来组装上去就可以了。”
這时，付成的电话响了，他闪到一边接电话去了，我和付老师继续聊着。
“所以說，我想让付老师您把那個配件厂介绍给我，我去他们那裡找找看需不需要這点焊加工。”我說。
“我們是从佛堂镇那家拿的货，都是他自己送货上门的，厂子裡我還真沒去過。不過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先电话帮联系一下问问看。”付老师說。
這时，付成接完电话走了過来，付老师让付成打個电话帮我联系一下。付成說，他刚好要去九联（地名）办点事，顺便带我去趟佛堂，付老师同意了。付成拉着我的手就迅速离开了办公室。付成過于积极的态度让我百思不解，难道我的事在他心目中就這么重要？不可能。
辞别了付老师，我就与付成离开了办公室。
上了车，付成哈哈大笑起来，像是捡到了元宝。我问他笑什么，他說沒什么。說话间，车子驶出了工厂的大门，付成又掏出手机来拨打电话。
“陶总，我可以出来了，把孙总和宋总叫上，十分钟后老地方见。”付成对着手机說。
我以为付成是在约人谈什么生意，也沒多问。
付成打完电话后对我說：“大勇，怎么這么瘦啊？這样不行，与人打起来不经打呀。”付成虽然做了几年的老板，但习性還是那样，喜歡吹嘘江湖事。我感觉付成的潜意识裡长期存在着一种“江湖豪客”的情结。
我回付成說：“日子不好過，吃了上顿沒下顿，能不瘦嗎？”
付成哈哈大笑：“们這些知识分子，讲话就是酸溜溜的，实在是听不来。”
我們就這么有一句沒一句地說着，车子就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付成說：“到了，下车。”
我以为付成在這裡谈生意，谈完生意再带我去佛堂，所以我說了一句：“付总，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上等。”
付成說：“坐這儿不是太难受了？上去看看电视也好啊。”
我问：“時間很长嗎？”
付成說：“這個說不好，但几個小时是肯定要的。”
下了车，付成又开始打电话，问那個陶总到了沒有，他已经在宾馆楼下了。陶总說已经在宾馆318房间了。
进了318房间，我才知道，付成是被约来赌博的，他们玩一种叫“牛公”的牌，我沒玩過。我沒看他们赌，一是我看不懂這种牌的玩法；二是這些都是有钱的主，赌得大，我自觉不看，看了万一多嘴一句惹祸上身，咋办？我忘不了一九九八年那惨痛的一幕。
他们赌他们的，我看我的电视。
起初，四個人玩得倒是心平起和，有說有笑的。半小时后，输赢渐渐拉大，一個個脾气就上来了，气氛不再那么和谐。我听见付成說：“老子今天怎么這么背，输两万多了！”孙总接话說：“两万多？老子他妈的输四万多了。”
四個人边說边继续玩。又過了一小时左右，付成牌运太背，越打越火，他朝我喊道：“大勇，過来替我洗把牌。”我回答說：“我洗不来牌呀。”
付成說：“就是搭搭牌，换换手气，又不是叫玩牌技。”
我本来不想去的，想呀，都是大老板在赌，万一其他三個怪罪我，可不是好玩的，都說赌桌上六亲不认。付成看我犹犹豫豫，又喊了一声，我這才走過去用右手把扑克牌上上下下来回动了几次。我只出一只手去动牌是有意的，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人家误认为我“作牌”。他们三個对我都不熟悉，谁知道我是哪路神仙啊？
說来也怪，我动了牌之后，付成還真来了牌运。我看不懂牌，但我看到其他三家的钱都哗啦哗啦往付成身边送，是百元大钞，看得我心痒得要命。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比！我辛辛苦苦干一年還攒不到五千元，人家牌桌上随便玩玩就是几万、十几万。看着花花绿绿满桌子的钱，我心酸得不行。
算了，我還是看我的电视，别管牌桌上的事了。這时，我听见有人手机响了，紧接着我听见付成又在喊我過去。
付成說：“接下电话，就說我上厕所去了。”
我问：“谁的电话？”
付成說：“是老头子打来的。”
我接通手机后，一听是付老师的声音，我說：“我是大勇，付总刚刚上厕所去了。”
付老师问我：“付成是不是在打牌？”
我說：“沒有。”
付老师沒再问别的，挂了电话。可能是付成赢了钱，便趁机說：“不能玩了，老头子打电话来查岗了。”
“赢钱就想跑了？”陶总說。
“沒有，刚才们不都听见了嘛，真是老头子的电话，我都不敢接，”付成說，“可能老头子找我有事呢。”
“别扯這個，继续玩。”
“就是，一赢钱就走，下次谁還同玩。”
“好，我不走，行了吧？再陪们玩半小时，說好半小时哦。”
赌局继续……
我觉得赌這個东西很怪，要是起了牌运，怎么玩怎么赢，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十几分钟過后，宋总沒钱了，输個精光。输了钱的宋总就朝付成借钱，付成当然不同意，付成說：“赌桌上不好借钱的，下了赌桌可以借。”另外两個输了钱的都叫付成借点给宋，付成站起来說：“不玩了，明天再玩，沒钱了還怎么玩？”說完，付成喊了我一声：“大勇，我們走！”就這样我們离开了宾馆。
上了车，付成快速将车发动后离开了。付成說，不溜快点那班孙子還会喊的。我拍马屁說：“就是，沒钱了還玩什么？我們那边赌桌上也不借钱的，赢钱的借钱给输钱的很容易坏牌风的。”
开出一段路后，付成把车停在路边，打开手提包来数钱。边数边乐呵呵让我猜他赢了多少。我故意說：“有三四万吧？”
付成說：“三四万也叫赢？我赢了九万多。”
我羡慕地說：“赢了這么多啊，真厉害啊。”
付成随手抽了一沓钱递给我說：“打赏的，拿去花吧。”
我說：“這不太好意思吧，付总。”
付成說：“不要啊？那我收起来了。”
我赶紧笑着說：“要要，赏钱哪儿能不要呢，嘿嘿。”
我接過钱，付成将提包链拉上后发动车。
我问：“付总，家這么有钱了還爱赌？”我的印象中好像人越穷越爱赌，总想赢点别人的钱来花花。
“挣钱是为了花钱，什么事也沒赌钱有意思，這個刺激。再說了，赌也是在做生意，呵呵。”付成得意扬扬地說。
“付总经常同他们几個玩的吧？看们很熟。”我說。
“嗯，经常玩，他们比我有钱，赢他们的钱也容易。”
“那付总是赢多输少了哦。”
“那当然呀，要是老输還不让老头子看出来把钱卡死了。”
“呵呵，付总好手艺啊。对了，付总，我們该去佛堂了吧？”
“去佛堂干嗎？”
“付总忘了，我的事儿還沒办呢。”
“就那点儿事也叫事？還用我跑一趟啊，一個电话的事。”
“這事打电话能行嗎？”
“能行，一個电话的事。”
“能行就好，麻烦付总了。”
“住哪儿？我送回去。”
“不麻烦了，我打车回去。”
“那行，明天我联系，有手机沒？”
“有，手机号给我，我现在拨打的手机。”
“好的，我的号是一三九……”
拨通付成的手机后我就下车了。下车后的我并沒有舍得打的，而是坐公交车回到了住处。关上房门，我一数口袋中付成打赏给我的钱，居然有二十三张。我想，有了這笔钱，再加上我的余款，渡過這個难关应该不成問題了。
其实，我并沒有因为這二千三百元的意外之财而有多少兴奋。我认为，這种钱碰到一次算一次，不能太当回事儿。我高兴的是付成父子已经答应替我联系那家工厂了。眼下，我急需加工活来挽救我的加工厂，不能让加工厂就這么夭折了。
第二天，我等了一上午也沒等到付成的电话。午饭后，我主动给付成打了個电话，付成說他把這事给忘掉了，好在付成說他立马就帮我联系。
五分钟后，付成打来电话說事情搞定了，叫我拿笔记下地址与电话，然后自己過去同老板面谈一下。
我按照付成给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工厂。其实，也就是一家比我的加工厂大不了多少的小厂子，难怪付成說话时那么牛。我不管厂子是大還是小，只要有活给我干就成。
這家工厂小是小点，但人還不少，有三十几個，老板是個小老头，姓吴。听說我是付成介绍来找点焊加工活的，吴老板還是在他破旧的办公室裡客气地接待了我。吴老板问我同付成什么关系，我說是朋友，他“哦”了一声后沒再问什么，就带我去点焊车间了。我一看傻眼了，吴老板那裡沒有一台点焊机，工人在烧焊。
烧焊与点焊虽然同是焊接的工种，但工艺完不相同，烧焊是焊枪点火，靠焊锡来连接小铁件，有点儿像电烙铁工艺，只是温度要高得多；而点焊则是靠电流在瞬间产生高温将铁件相互焊接在一起。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铁配件，确实不太合适点焊。用烧焊的工艺简单些，但也不是用点焊工艺来焊沒可能，只是需要想点儿办法解决焊接工艺上的問題。
我问吴老板烧焊的活多不多，吴老板說：“不稳定，旺季时多得赶不過来，淡季就空得多。但是是付老板介绍過来的，我多少得给点活做做的。”
我說：“那行，我先带几個样与一些配件回去打样给看看，工艺行就给我点活做做。”
从吴老板那儿带回参照样与配件回到住处后，我就开始琢磨起如何能用点焊机将這些不规则的铁件焊接起来。弄了一個下午也沒成功。草草吃過晚饭后，我一個人在车间裡又弄了起来，反复调换焊机的焊头与电流量大小，终于在夜裡十点多，让我想出了办法。当时非常开心，跑到夜宵摊上喝了一瓶啤酒犒劳自己。
当我把我打的样送去给吴老板看时，他傻眼了，這老头眨巴着小眼睛问我，为什么我焊的产品上沒有焊锡点？我說不用锡焊的，老头不相信，但是产品又真真地摆在他面前容不得他不信。老头用手掰了掰，感觉比他厂裡用焊枪烧的還要牢固些。他左看右看，看了半天后问我能不能把這种工艺教给他，他付给我一千元作为酬劳。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老头又加了一千，我還是摇了摇头。我說：“吴老板，我們做加工的就是靠這点儿技术吃饭，希望能理解。”老头笑了，說：“理解理解，這事以后再說。”
不過這老头倒是個实在人，当天就给我发了些活儿。
活虽然不多，但毕竟比沒有强。
接下来我又犯难了，我是光杆司令，有活儿沒人怎么办？再在這裡招人已经不太现实，臭名在外了，谁還会来？搬厂子更不现实，我哪儿有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自己干吧，光杆司令就光杆司令，好在吴老板的活不急。
那些日子我确实過得很苦，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时，睁开眼就干活，实在困得不行了才睡。虽然只有我一個人在干，但工钱很不错，算算一天有一百多元可以进账。吴老板给我的工价是烧焊的工价，但点焊比烧焊在速度上要快一倍多，這样工钱就提高了一倍多，還省成本。就算是一個人，我也干得挺带劲的。
十几天后，当我把活送去给吴老板时，他非常满意，随即又多给了些活。他說，工厂裡刚好走掉了几個烧焊工，活做不過来了。我心想，我就光杆司令一個，我也做不了。但我沒說出来，我想了一下還是接過了這些活。我熟知机会是很难得的，每次机会都要狠狠地、咬牙切齿地把握住，只有這样才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活是带回厂子裡了，但人呢？又该从哪去找呢？
我再次想到住在楼上的那几個妇女。我挨家跟那三個手脚比较快的妇女說，只要她bdo/bdo们来干活，工资计件而且是日结，目的就是让她们放心，我有钱付工资，不是沒钱。果然，那三個妇女就同意了。因为以前做過，再加上我稍稍地指导一下，她们干得比我慢不了多少。
三個妇女，再加上我自己，就有四個人了。我算了算，如果四個人正常做，最bdi./bdi多十天就能完成。我带着她们连续干了十天，我照样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时。我不光自己干，而且把她们加工的每個产品都仔细品管過。我对自己說，不能再摔同样的跟斗了，我不是三岁的孩子，不知轻重地摔跟斗总有一天会摔死的。
起初三天，我真的每日给她们清算工钱。第四天，她们自己烦了，說不用日结了，改为周结，就是一個星期结一次。
我当然沒意见。
就這样，吴老板那儿的活我接過来有一阵沒一阵地做，维持日常生活是一点儿問題都沒有，绰绰有余，其间我還攒了些钱。
实在沒活干的时候，我就去網吧上上網，或是去付成厂子裡坐坐。大多时候，付成父子都很忙，我很少能见到他们。
到了十月份，吴老板的生意忙起来了，我這边也跟着忙起来，活多得干不完。因为我沒有搬走，一直在這裡扎根，所以又有一些工人回来做了。這次我沒要太多的人，总共招了十個人，每台机器上刚好一個人。我自己不再上机，只负责品bbr/abbr检产品。因为這次的活比上半年陈老板的活利润高，所以人数虽然少，但总利是差不多的。
到了十二月底，我算了一下，這些活部交掉，我身边能有四万多的余款，心想终于缓過劲儿，可以過個安稳的春节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我把手头上加工的货交给吴老板时，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哭着說父亲病重，让我速速回家。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等到父亲病重才给我打电话，母亲說父亲不让她告诉我。我在电话中嘱咐母亲赶快把父亲送到县医院去，家裡要是沒钱先借着，我处理一下手头上的事，立马就回。
听說父亲病了，再好的生意我也不想做了，根本沒那個心思。
我把父亲病重的事情告诉了吴老板，希望他能给我结清加工费，還請他原谅我年内不能继续给他加工活了。這老头见我如此孝心，二话沒說当即就把加工款给我结了。
我把工人的工资一发，关了厂门匆匆往家赶。
我希望自己這次回家有惊无险，希望上苍保佑我的父亲。我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皋鱼，真的不是，我的对面也沒有孔子。我很想很想自己能真正地赡养父母二老，给他们幸福安康的日子。他们的這一辈子几乎都在为我忙碌着，为我揪心着，孝敬他们是我的本分。现在，我正一步步地走出人生的低谷，步入我的“三十而立”，我希望父亲能看到我的成功，分享我的喜悦。我要让父亲昂着头在村子裡走来走去，不再因为我而低人三分。
希望，一切都是希望……
祈祷，一路都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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