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零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中） 作者：望舒慕羲和 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問題。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問題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設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還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個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沒发生過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這本身就是個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個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裡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裡的大顺，是個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過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過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個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沒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這裡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過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裡养兵的钱。 总不能說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選擇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個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裡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個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這個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這在大顺的字典裡，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說歷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裡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沒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裡正保甲——一個個小农，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問題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沒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說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還要受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這到了南洋，既沒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沒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這一看，认得這万丹的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個個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個活干。 应该說，大顺朝廷眼裡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過，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還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條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說，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條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沒有士绅掣肘。 沒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條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這裡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這裡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沒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這個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這個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這裡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這裡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這裡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歷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還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個有资格用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過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問題，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過，所以明白，這裡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還是大顺，都是一個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個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過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說，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說，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