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李觏的作用 作者：安化军 作者：安化军分類： 见真是李迪来了，徐平和李参急忙上前去，见過了礼，把他迎到桌前，上位落座。 把身上的大氅取下来，交给身边的随从，李迪落坐。等徐平和李参也坐了，才道：“今夜无事，听說李通判在這裡为你接风洗尘，我便顺便過来看看。” 徐平急忙拱手：“下官何德何能，劳相公登门？等忙過這两日，我去拜会相公才是！” 李迪笑道：“你是本路都漕，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受你刺察。到了孟州，自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 “相公如此說，下官就真地无地自容了！” 李迪道：“好了，今夜不要讲這些虚礼，坐下吃喝，說些闲话吧。” 徐平這才重新落座，与李参一左一右，陪在李迪两侧。因为治下有這些元老重臣，往往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为了不影响公务，朝廷专门有旨意，公事以转运使为首。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特别规定知州不管什么身份，都要以下属的格式书写。从這個意义上来說，仅以差事论，李迪這個前宰相還真算是徐平的下属官员。不過以李迪這种身份，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执政，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两府。从這個序列上讲，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 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渐成熟的祖宗家法，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表现在這裡，就是“上下相轧”。即在地方上小官掌大权，重臣被牵制，以防出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也是贯彻這個原则。 喝過了几巡酒，李迪对徐平道：“我听李通判讲，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来，以给后人参照，不知是否有此事？” “相公所言不错，我正要借着临近年底這一段空闲时候，完成此事。” 李迪点了点头：“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实不错，我为官数十年，增收钱粮能到去年京西路這种地步的，从来沒有见過。更难能可贵的，是官府手裡的钱粮增加了，百姓却沒有受苦，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常言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换句话說，在官则不在民，官府手裡的钱粮多了，必然是刻剥百姓。去年京西路却不是這样，必然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以前的老话，只怕是沒有用了。” 李参道：“相公這句话才是說到了要害之处，京西路各州县，府库充盈，却并沒有刻剥百姓。哪怕就是我們孟州，其实也得了益处。以钱帛论，今年入库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只是绢价下跌，才显得钱粮沒有增收。我也时常在州裡察访，百姓生活不但沒有比以往困顿，反而手裡比以往活络了许多，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也都用上了。” “其实天下之财哪裡来的定数？上古之时，人民衣兽皮，吃野菜，茹毛饮血，想吃顿饱饭也只能是想一想。到了现在，哪怕是贫困人家，其实過的日子也比先贤筚路蓝缕的时候强得多了。若是天下之财有定数，我們现在多出来的财富是哪裡来的？” 听了徐平的话，李迪笑道：“天道虽有常，世事却无常，以古论今，不能說天下之财有定数這句话是错的。徐都漕，你做事确实罕有人比，但经学上，還是别找人来写。” 喝了半天酒，徐平的脸色有些发红，刚好掩饰了听完李迪的话的窘态。李迪性直，歷史上他去世之后，赵祯专门为他题的碑就是“遗直”，說话還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徐平虽然也熟读经书，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识做底子，不能够真正沉下心去研究這些先贤学问，经学是其短处。如果单从先贤的书中摘一两句话出来，徐平可以发挥出去，洋洋洒洒写篇文章出来，這是他策论的长处。但是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根本性不同，对于先贤理论的细微处，他理解的就不行了，這是经学的短处。想用经学来解释自己的理论，在李迪這位状元面前，徐平還真是班门弄斧了。 喝了口酒掩饰了一下窘态，徐平才道：“相公說的是，今年我們做的事情求之古籍，已经定了由营田务王拱辰和方城知县李觏来做。” 李迪点头：“這人选才說得過，王拱辰是状元，文章自然不错。方城知县李觏，我也听過他的名字，看過他的一两篇文章，确是有见地。论起经学功底，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苏州胡瑗，他参与进来，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 当官重进士出身，民间的学术大家却沒有這個讲究，实际上這個年代的学术流派开创者，名重一时的人物，大半都是沒有中過进士的。泰山学派创始人、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苏湖学派创始人、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李觏若是沒有遇到徐平，歷史上一样也屡试不中。他们的学术和思想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同样得享盛名。 這是时代的特点，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說到底科举是选拔考试，只要能够把适合的人才选拔出来就可以，并不是能力考试。通過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說就具有了做官员的能力了，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无为。但选拔官员這种事情，也无法进行能力考试，合不合适，還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因为大儒往往落榜，就愤愤不平地說科举制度不公平，实际上是沒有道理的。中了进士的大儒，比如歷史上的朱熹，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沒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员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徐平選擇李觏，已经让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還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但都沒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往往人亡政息。另一個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却一直流传，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实际上這個年代的理财思想，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认为学者、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