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找到了一個代課的機會，有了食宿之地，就搬離了“公寓”。當我再見到老宮女的時候已經時隔8年，在金易兄的家裏，她已爲金夫人帶小孩。
在“公寓”這段時間裏，寂寞比困窘更爲惱人。幸好幾位同窗好友，時來小坐，可略破沉寂。金易兄自是常客。有時金夫人(那時還是愛侶)偕來。清茶淡酒，言笑宴宴，還有點“同學少年”的風采，我就教不久，金易兄成婚，兩地相距不遠，我還是時常過訪。他與我有同好，讀書、買書。措大買書，只能窮遛，靠發掘，逛冷攤，找俏貨，要好而不貴。偶得一冊，欣喜莫名，不啻拱璧。我們的過從，常以此相互炫耀。我到他家，寒暄一過，先奔書架，後奔牀頭。搜撿一番，便知道他近日讀何書，得何書。因爲他治學的書、新得的書在書架上，而旁搜博覽的書都在枕邊。有時翻到聞名未見或心慕已久的書，我便坐下看，金易兄也就繼續做他的事。賓主不再交言，直到金夫人留飯，我悟到時光不早，尚有事待辦時，才“啊也”一聲推車便跑，因此常爲金夫人笑爲怪誕。但無事時也就留下來。金易兄喜於正規讀書治學之餘，博讀一些掌故、風土、軼聞、考據之類的東西。所謂“雜學”積累得很深厚，所以他才能“識貨”，才能寫出《宮女談往錄》來。
當年在“公寓”過從之時，我一定向他談到過老宮女的事，所以我在他家碰到老宮女時他說：“認識吧?”我當然認識她，但她卻不認得我了。介紹了過去，她才恍然。她隻身傭工，那兩位“活寶”呢?我沒有敢問。只是稱讚她挺硬朗，實際上她老了。看來和主人相處還好，金夫人很寬厚，而金易兄探得了寶藏。金易兄這樣稱讚老宮女：“她肚子裏的宮廷掌故可真不少!”“老人家記憶力不錯，幾十年前的事還清清楚楚。就是得耐心點聽，說着說着這個，一下子岔開十萬八千里，你得想法把話頭引回來。不過岔開的也不是廢話，只是另一件事，也滿有意思。”有時他也慨嘆：“驗證起來，筆記、瑣談之類所說的宮廷事情不能據爲信史，有的是以訛傳訛，更多的是想當然耳。”這顯然是他從老宮女的第一手材料驗證出來纔有的感慨。
我覺得金易兄的成書是很有意義的。至少記的是身經目睹的過來人語，拘限於地位，耳目所及，所言可能有不盡但是沒有不實。老宮女的回憶究竟給後人留下一份可信的資料，不是變形以至變質的贗品。想來老宮女如不是火化，早已“墓木拱矣”，地下有知，也可欣慰吧
附一：我所認識的“老宮女”劉曜昕
附一：我所認識的“老宮女”劉曜昕
但我認爲金易兄的功績是大的。寶藏固足珍惜，但識寶、開掘的人更可崇敬。一位文化水平素質不高的老人是“話”不出我們今天所讀到的這樣宏篇鉅著的。這裏可以想見作者的學識和素養。首先是“識貨”，能從一個老保姆的片斷的言詞中看到它的價值；其次是深入地開掘和探索。這兩者都必須是行家裏手才能做到的。看來金易兄的“雜學”起着決定性作用，就彷彿是一位地質學者或考古專家。再次就是梳理、剔抉、剪輯又兼備了編劇和導演作用。老宮女所“話”，多珍貴也只是素材。
所希望的是金易兄這點心血，不僅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資料和掌故，更希望能引起那些熱衷於宮廷何如者參證，不要只憑“想當然耳”來編造“神”話，貽誤後人。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
回憶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義羚
一、在北京大學
1939年，我從女一中畢業，考進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我認識了金易。他學名王錫，河北玉田人。當時班裏有不少是冀東一帶的人：劉曜昕是豐潤縣人，徐守忠、苗貞華是武清縣人，仇煥香是順義縣人……聽說他們曾結拜爲義兄弟，人稱“北大七子”。後來他們還組織了“詩詞研究會”，會員擴大到半個班的同學，也有女生參加。
我記得當時搞過一些活動，如參觀故宮博物院，到儲秀宮看爲西太后六十壽辰寫的《萬壽無疆賦》，有陸潤庠寫的，還有……據說慈禧並不滿意。還訪問過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學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們卻有幸見到了俞平伯的父親――翰林俞陛雲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頭大，說話十分客氣有禮貌，一句一個“小兒平伯”，令我們這幫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來。
我們還走訪了淪落在民間的一位老宮女。她住在景山東街裏的中老胡同，離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給介紹的。他和老宮女住一個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記得訪問時間是霜降前後，地上已見冰碴，她屋子裏生了爐子。屋子不大也就10來米，是間西房，有些老式舊傢俱：南牆是個黑漆大躺箱，想必是當年爲西太后贈她嫁妝而置買的；北牆是一對雙層壁櫃，什件(銅活)擦得鋥亮；一張榆木擦漆的八仙桌，兩把靠背椅；條案上是座鐘撣瓶、帽鏡、帽筒……一個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給我們沏了一壺茶，是我們帶去的高碎(茶葉末兒)。老宮女有50來歲，面孔似黃白鏡子，頭髮開始花白，穿青布褲子、藍布褂子，腳上已穿上青絨毛窩(駱駝鞍棉鞋)，給人一種很乾淨利落的感覺。她說話慢條斯理，不高聲，不搶話，耷拉着眼皮，不直視人，帶着青年時在皇宮裏訓練出來的習慣。她簡單地告訴我們，她能看見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煙，她怎麼點菸，還比劃了姿勢；一日三餐的排場，她只是遠遠地看見，因爲由太監伺候；夜晚睡覺如何設防，輪到她值勤時就躺在西太后的腳底下的地上；宮裏沒廁所，太后怎樣接溲(大小便)。“傳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麼樣，裏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監頂來頂去……
很快一個多時辰過去了，工友老李向我們使眼色，意思是該散了。我們很滿意，因爲我們知道了一些書本上沒有的、官方文獻所沒有記錄的東西。她是她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那段歷史難得的見證人。這就是我們初識老宮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畢業即失業
在北京大學四年的求學時間裏，我和錫常常在北大圖書館(北大紅樓北側)裏看書、翻閱資料、擇錄要點，爲撰寫論文作準備。這個圖書館漸漸成了我們倆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學畢業前夕我們結婚。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語言，我們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兩個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畢業即失業。我們到處奔走，託遍親朋，然而談何容易。教書的脫掉長衫去拉洋車(人力車)、賣菸捲；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搶走，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們怎麼辦?讀書人愛書如命。我們只有一些書，忍痛割愛，賣書!先賣夫妻倆各有一部的史記、說文、魯訊全集(單行本)，賣一套，留一套。當賣鄭振鐸的插圖本文學史時，何等令人心酸!書賣了不少，不能再賣了。又賣結婚戒指，怕母親傷心，就偷偷換個包金的戴上。還賣什麼?賣結婚時親朋所贈的禮品，藝術檯燈、玻璃磚大花瓶，再往後真沒什麼可賣的了，竟把能裝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賣了，一個4毛錢，換點切面以餬口。這是我們結婚後遭遇的第一個貧困苦難高峯。
三、日本廣島之行
就在這最困難的時刻，北京大學當時的校長錢稻蓀先生舉薦王錫，以北大高材生的名義赴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任教。當時我們想，東渡扶桑也許是條求生之路呢!然而我們錯了。廣島之行給我們後半生播下了萬顆不幸的種子!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婦，人們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給”。我們在廣島的日子裏，沒看見過什麼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營業，沒東西可賣，市面蕭條極了。我們的長子因嚴重缺乏營養而致殘，造成我們終生的遺憾。當時我們心中默默地想：回國吧!離開這“荒涼”與“貧瘠”的土地!離開這個“女人國”，離開這個後來遭受滅頂之災的不祥之地――廣島。
母親的一紙加急電報“母病速歸”，救了我們一家三口。當美帝國主義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消息震驚世界時，我們已平安地回到祖國，回到了家鄉北京。我們倖免於難，母親旋也病癒。
40年後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週年到來之際，受當時我們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來中國訪問，到北京歡聚。其中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的數名學生還被請到我家做客。當時歡聲笑語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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