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並重
這兩句話連起來研究，在我看來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廠人事管理，因爲效果很好，所以將這一套又擴大到行政方面。美國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還有一位丹麥人寫了一本書，我們有人譯作《領導的藝術》或《領導的技術》，這個書名相當新穎，裏面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文化講來，就是“審法度”。但是這種管理用之於行政，我們以冷靜態度，不摻入任何東西來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轉，人變成沒有靈魂，將來這個東西的禍害非常大。可以斷言，將來一定要變，不變喫不消的。依法規來做事，人會變成機械，沒有靈魂，人到底不是機械，是有靈魂的。
回過來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變成獨裁，所謂“朕即國家，國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就變成沒有制度。我們爲什麼偏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引證和發揮？講歷史人事的經驗，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文化，幾千年來，比外國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們的歷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歷史，來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學方法比較，我覺得如作一個統計的話，還是中國的人治毛病較少。古來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許多錯誤的領導，但是他的禍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來說，美國對於越南的問題，爲什麼弄到如此結果？不能說美國人中沒有眼光遠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國的現行的制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軍事領導家都沒有辦法。因爲他們講“科學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們難住了。像我們中國有句在軍事方面常用的老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戰的大將，不一定聽皇帝的指揮，他不是不聽，因爲路太遠，皇帝不會了解前方隨時變化的情況，前方將士爲了國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視前方的實況來決定戰略，對於皇帝所下不適合情況的命令，可以不聽，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規中就行不通。但話說回來，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將在外，臨時應變並沒錯，一旦班師回朝卻受朝議和執法者依法審判，就變成犯罪了。
我們瞭解了這些思想與觀點，再回過來看中國文化，在堯舜當時，人事與制度並沒偏廢，而把這兩方面“謹權量”，像天平一樣，法規與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們現在社會上就經常看得到，有時候去機關辦事，碰了釘子，一肚子牢騷回來，可是沒有辦法，因爲機關裏的人照法規辦事，遇到法規上某一部分會互相牴觸的，上面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而給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煩。在我們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規因人事而變的原則，情形就兩樣，究竟誰好誰壞，的確難下定論。這是介紹了“謹權量，審法度。”兩句話當中，所產生的很多的聯想。
第三句“修廢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嚴格的研究起來，中國古代所謂作官，在秦漢以後，才變成特殊階級，在上古時候，如國父所說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務的性質，是對某事的主管人員而說。“修廢官”也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是說，在堯、舜、禹以後，經過殷商的階段，政治荒廢，到了周朝重新整頓起來。第二層的意義，一個制度，一個法規，一個行政措施，依我們中國《易經》的道理，是沒有不變的。很好的計劃，施行下去，到了下層，經過空間或者時間的關係，今天這個辦法對，明天情況變更就不對了，非變不可，不變就會出問題，所以修廢官等於說興廢之間要多注意。
這三個重點把握住，瞭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規模，就好辦了。“四方之政行焉”，爲什麼說“四方”？中國上古的政治制度，雖說中央集權，但四方都是諸侯，地方分治，實際上他是“中央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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