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行藏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這两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经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不過，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伦”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說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沒有变，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沒有贡献，所以說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几個人，用现代话說，也可以說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现实社会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沒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沒有出来做過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隐居放言”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這怎么說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沒有企图，所以這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但孔子說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固然說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沒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過隐退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权宜之计，所以說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几個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說：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并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這几個著名隐士的作风。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個格。孔了說无可无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担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說孔子是“圣之时者”。他這個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无可，无不可。”沒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沒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无可，无不可。”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這一段等于是這一篇內容要点的画龙点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为人处世上，给我們一個启示，看自己应该向哪一個人生路线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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