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风波不可行
關於這些隐士的事情，儒家记载得很有限，我們如果看《高士传》、《神仙传》這一方面的书，则這种人很多。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出门“行脚”。“行脚”是佛家的术语，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這两個和尚走到一個深山裡面，在溪水中洗脸，其中一個是洞山，告诉另外一個密师伯，這山中住有高人。密师伯說怎么知道？洞山說，我們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随溪水流下来嗎？可见上流有人。于是两個人就去找，虽沒有路迹可循，但终于找到了這個隐山和尚，搭了一個茅草棚，一個人住在深山，于是這两個和尚跟他谈道，他们谈得相当投机。后来，這两個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隐居在這裡，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连茅草棚都烧掉了，只留了几首诗在那裡，最后两句說：“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像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国歷史上很多，并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杀了，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
子路找不到這個荷蓧老人，回来告诉孔子后，谈起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個绝对莽撞的人，他跟孔子這么多年，孔子也很欣赏他，所以他讲出一個道理——他說，一個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能力，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這裡要注意，“仕”的观念，在春秋战国以前，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出来做官为出仕，完全是两回事。）不合于义。社会有社会的秩序，长幼的阶级，父是父，子是子，人伦的阶级不可废，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怎么能废？假使废了，社会就沒有型态、沒有秩序，不成社会了。這些隐士思想的人，欲洁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观点。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這种個性，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开创，那就糟了。开创事业的人，好的要，坏的也要，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其实很冤枉。但是能够挑得起来，就很难了。這种做法，比洁身自好還更难。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创业的人，第一個修养要能够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种德行才行。所以洁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隐士。子路這时可有個感想，认为洁身自好的人，乱了人伦之道，把一切都丢开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說，是绝对的個人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所以子路說，君子的出仕，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行其义也”。看了這些隐士们，就晓得“道之不行”了。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半喜歡走隐士的路线，觉得救不了时代，就做隐士，向后退，不敢跳下這個浑水去。大家都像這個样子，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头脑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愿来淌這個浑水。所以子路說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自始至终，永远都是自我牺牲，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這裡，等于告了一個段落，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先說逸民，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在歷史上，后来引用孔子這句话，有“逸民传”。尤其清朝的歷史，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裡去了，像陕西的李二曲、江苏的顾亭林等等，硬是不出来，当然也沒有被杀，這一类人在清代的歷史上留下来，就列入“逸民传”中，当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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