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個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這個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們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這個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個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個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裡面。所以后人說“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歷史上会留下一個坏名。微言中有大义，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裡面是些什么內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這是三個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歷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們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說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們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個分類。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歷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沒有变乱与战争的時間，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歷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這类問題。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們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沒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個：《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們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們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個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說我們中国文化有過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個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個思想的时代？這是政治学上的大問題，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們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們，人类歷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們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歷史观察来說，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個“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們《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歷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說，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歷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說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說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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