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東子著鄉村亂情全集 [坐穩冷板凳,苦心著華卷]
去年五月在清華開《保訓》座談會時，終於第一次見到梁先生。梁先生比楊師略小几歲，但比老師顯得年輕不少。後奉師命，將新出之齊魯書社版《孔子家語通解》一書相贈。以前與光勝兄交流關於先秦儒家學術傳衍問題，尤其是所謂“子曰”問題，光勝兄謂，他讀梁先生《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其論精到平允，深受啓發，遂援引以爲自己立說之根據。不佞對此雖有所保留，然已萌生一讀此書的慾望。清華會後不久，即得到了在網上所購之《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皇皇鉅著，54萬餘字，十分厚重，裝幀亦簡潔精美，十分可愛。前有李學勤先生所作序言，對梁先生多所表彰。
得書之後，放下手頭的其他事務，用了整整一週的時間，焚膏繼晷、專心致志地啃讀起來。最後在書尾記下了這麼一句話："2009年7月8日讀竟，歷時一週，目昏腦明。”何謂“目昏腦明”?目昏者，是指數日接連不斷攻讀此書，以致身心俱疲，目爲之昏聵，腰爲之痠痛。古人所謂苦讀者，蓋指此也。讀書真苦差事也，耗費精神，以此爲最。腦明者，是指對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之諸多疑難問題，藉讀此書而冰釋。雖然仍有許多懸疑有待解決，有許多新問題涌現心頭，但此書之學術價值不容忽視。在我看來，此書可以說是思孟學派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帶有總結性質，後之論者將無法繞開。
自從1998年郭店簡正式公佈至此書出版，整整10年。此10年間，梁先生將精力幾乎傾注於此，發表了數十篇見解精到的學術論文。此書正是在此基礎上整理而成，真可謂十年磨一劍，終成正果。學問之事難矣哉!然學問之真諦亦在焉。讀畢此書，掩卷沉思，獲益良多，感慨不已。茲僅就深有感觸者，略述如次。
第一，十年磨一劍之學問功夫。古來成就大學問者，往往不出博與專二途。自來儒家好談通貫博雅，而現代治學則偏重專門。治學中博與專之矛盾，在當下尤顯突出。觀梁氏之成功，則十年磨一劍，誠爲治學之不二法門也。猶記十數年前，北大錢理羣先生來校講座，談及治學須“沉潛十載”，方可有成，正與梁先生事蹟相合。泛覽博觀，雖能開拓眼界，然每每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無所謂學問也。因此之故，找準自己的興趣點，打造成自己的“自留地”，深耕細耨，假以時日，必成正果。然後方可易地而耕，開疆闢土。否則，廣博有餘，而深刻不足，學術恐將一事無成。以此自娛自樂尚可，以此態度治學則屬下策。而不佞興趣廣泛，近來讀書尤喜博覽，泛覽羣籍，古今中西，文史哲思，且每每以此爲榮，沾沾自喜，然以此觀之，不佞必須“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掉“惡”習，“從善如流”。而這需要以理性控制感性，使興趣濃縮於一隅，由博返約，待有所成就後，方能由約返博，卓然自立。
梁先生之令人欽佩者，在於其甘坐冷板凳之學術精神。當今社會，對學者之各種誘惑甚多，於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在學界瀰漫開來，令人唏噓不已。然而，但凡在學問上真能有所創新、突破，做出貢獻者，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頂住名利場，不趨新，不跟風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然而近年來地不愛寶，各種珍貴文獻不斷出土問世，不少學者善於跟風：郭店簡問世，研究郭店簡；上博簡出版，研究上博簡；待上博三、四出版，上博一、二已成明日黃花；人們爭先恐後去研究上博三、四，卻翹首以待上博五、六、七之發表。如此治學，多半淺嘗輒止，鮮能有真正之創穫。如梁濤先生十年間專心於郭店簡與思孟學派問題，心無旁騖，持之以恆，“從一而終”、不喜新厭舊者，可謂難能矣。然其成功之祕訣亦正在於此。
第二，此書所揭示之種種新見，確乎能言之成理，發前人所未發，即使爲前人已發之覆，亦待此書之論證而後精深可信。試舉例言之。孔子之後，儒學分化，然爲何出現如此分化，歷來說法不一，雖有不少解說，然而問題依然存在。梁先生從孔子自身思想之內在張力出發，進行分析探討，指出孔子思想中“仁”、“禮”關係乃是儒家之基本問題，對此問題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門後學的分化，而思孟學派之出現則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結果。可謂精確不移之論。認識到孔子思想的複雜性、多種發展方向的可能性，是理解戰國儒學分化的前提。通過出土文獻，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傳世文獻。綜合地上、地下兩種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儒學內部的分化並非單線的，而是存在着錯綜複雜的聯繫。
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因文獻散佚不足而無法研究，而自郭店楚簡之發現，打開一扇哲學寶庫之門，令今人得以領略孔孟之間的思想盛況，足以加深以往之認識，甚至糾偏補弊，澄清長期以來的誤說，杜維明與李學勤先生等提出“重寫學術史”，看來絕非虛言。以往，儒家人性論問題，是衆多哲學疑難問題中的尤其疑難者，從孔子到孟荀人性論的發展、變化，人們認識不一，言人人殊。而郭店竹簡這批材料，展現了儒家人性論之多元多彩，對於豐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彌足珍貴。梁先生從這批資料如《性自命出》、《五行》等篇中，發現後來儒家出現的不同思想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或傾向，並予以深入闡釋，啓人不淺。而對孟子性善論之條分縷析，論之甚詳，更可謂後出轉精，足以解惑。
再如，分析孟荀之異同，前人往往見其異，而忽略其同。梁先生以郭店簡之材料爲契機，層層深入，條分縷析，孟荀之同，燦爛可見，不能抹殺。同樣，以往我們執着於荀子對子思的批評，將二者之間的關係簡單化爲對立的關係，梁先生從材料出發，通過仔細分析，揭示出荀子在很多方面深受子思影響的事實。凡此種種，皆爲深造自得、潛心治學之創穫。
第三，書末“結語”，提出“回到子思去”，對儒家道統說進行了一次新的檢討與重構。唐宋以來，儒家爲應付佛道二教之挑戰，提出了所謂“道統說”，此道統說乃是宋明儒家之共識。以孔子爲中心，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下啓曾子、子思、孟子。此種一線單傳的道統論，在近代以來遭到顛覆。大多數學者以爲，此道統說乃是儒家尤其是宋明儒之向壁虛造。然而，當我們認真梳理儒家發生史之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中國文化中，孔子學說確乎承繼了此前數千年之文明，中國文化也存在着一個“道統”。晚近清華簡《保訓》釋文公佈，引發學人對儒家“中道”、“道統”之熱議與反思。不佞以爲，《保訓》此篇出土文獻數次談及“中”，其價值便在於印證了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道統”。然而，孔子之後，儒家“道統”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當如何詮釋?梁先生對此有其獨到見解。他以郭店簡爲核心，重寫描繪出子思在孔門傳承中之地位，以及與孟、荀之關聯，凸顯其地位與價值，以新的理論魄力和高度，提出“回到子思去”，統合孟荀，重構孔子、子思、孟子、荀子這一儒門道統，從天人論、人性論、功夫論、政治論、文化譜系等數層面予以重構，尤其是提出所謂“出入西學數十載，然後反之於六經”，以完成當代儒學之開新與重建的時代使命，更令人感佩!文化擔當、現實關懷，乃知識分子之本分。然而，時下有思想、有擔當、有關懷之知識分子寥寥可數。梁先生之具如此魄力，則儒門後繼有人，可喜可賀也。不可否認，現代化的發展離不開傳統的支撐與滋養，而儒學之價值，則在於其返本開新，經由創造性轉化而獲新生，在此進程中，原始儒學之價值，孔子、子思之價值自當認真對待。
不過，對梁濤先生所論，我並不如光勝兄那般完全肯定。其中諸多問題，亦是我所長期思索關注之問題，不佞與梁先生之理解或認識，其差異便不可謂小。尤其是牽涉所謂“子曰”問題，這是理解儒學尤其是梳理儒學學術思想發展不可迴避的問題。對此理解出現偏差，自然會造成儒學發展史之誤置。疑古思潮盛行之時，因懷疑過當，大批先秦典籍之可靠性遭到否定。試觀張心瀲所著《僞書通考》所列僞書達一千餘部，無怪乎廖名春先生感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幾乎被一網打盡。以孔子研究資料爲例，《孔子家語》被作爲典型之僞書，乏人問津，大小戴《禮記》、《易傳》、《春秋》等無不遭遇“悲慘”之命運。即使一般公認之可靠資料《論語》，在某些學者看來其可靠性亦頗值得懷疑，尤有甚者，竟有西方漢學家將《論語》之可信者定爲《里仁》篇之數章而已，令人咋舌。隨着學術之進展，尤其是出土文獻大量問世，學者對此之看法漸趨理智公允。而梁先生雖然有別於疑古學者，但往往將大量“子曰”委之於僞託。如《中庸》、《表記》數篇之“子曰”徑以爲子思之言；《禮運》之“子曰“則子游之言；《孝經》之“子曰”則樂正子春之假託也。不佞期期以爲不可。昔日考察馬王堆帛書《易傳》之“子曰”問題，有所心得，竊以爲，儘管古書中之“子日”未可盡信，或有修飾潤色損益，然大抵不離夫子本旨，應可信據。若謂孔門後學，紛紛假託孔子，似非君子之風，吾國先賢之誠信尤可懷疑也。數十年前，顧頡剛氏有所謂戰國秦漢間之造僞運動，細思量之，當乎?過乎?茲事體大，不可不細查也。梁先生指出此問題之解決，具體個案研究必不可少，可謂知言。此激起我考察“子日”問題，希冀有朝一日能有所突破，則儒學演變之脈絡便能釐然可觀矣。
作者單位：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園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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