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虽然现在有一百五十元了，但我還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個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個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
第一件事：找個便宜旅馆住下，先洗個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沒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這些天来，我肚子裡太缺少油水了。我還年轻，才二十六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dfn九九藏书/dfn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個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問題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過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個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還有一段時間。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沒有這么迫切地想给家裡打個电话，从来沒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過，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裡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過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說：“好，我是对门的（我家裡還沒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叫我老婆金子接個电话好嗎？”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過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在外面還好吧？半個多月了也沒来個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說。
“沒事，我好着呢。厂裡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時間出来给打电话。”我撒谎說。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說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发工资了沒有？女儿生病了，家裡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裡的情况，但還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汇些過去。”我又撒了個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不上班嗎？”
“上的，我中午会請假出来给汇钱。如果請不到假，我就后天给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時間，虽然我知道，這一天对我而言沒什么作用，我沒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沒事的，很好。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放心。”
“嗯，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這样吧，抽空再打過来。”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說：“還沒给钱呢！”我连忙說：“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沒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沒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a/a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一百三十六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過气来。我摸出无過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過一次了，這种耻辱的事，做過一次，对我来說，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還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沒有办法，我只能在心裡发誓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選擇，我必须去冒這個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沒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這個险！！！
我還是選擇夜裡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kbd/kbd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裡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還可以挤一百出来，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個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過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個传呼给小矮与大高。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說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沒有；二是那两個家伙是否安。
大概過了五六分钟，电话回過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說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個朋友要买下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說：“那我现在就给送過去，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
這次我沒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個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rk九九藏书/rk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過這個坎，让我的家挺過這個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歡“前途未卜”這個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還是富人，我們都应当想象一個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們過日子，紧点儿沒关系，不放弃就OK；我們努力地過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們不需要“前途未卜”這個生硬的词来误导我們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過来。我撒谎說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說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過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块一分不少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這些人能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還有就是，大高還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這裡，离开廿三裡镇，离开這個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這個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還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這裡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裡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裡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裡面還装着三十二元钱。我要靠這三十二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裡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過年還有六個月的時間，每個月按五百五十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過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這個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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