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陌生的乌兰乌德 谁走谁留是考验
儿时梦想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我的乌兰乌德，我来了！想到這裡将给我的生活点燃新的希望，我有些激动，我认真地注视着這裡的一切。
這是俄罗斯独联体的一個国家——布裡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乌兰乌德。這裡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布裡亚特和俄罗斯。
大龙当然比我們熟悉這個城市，因为他是第二次来乌兰乌德了。在他的指挥下，出租车司机把我們送到他曾住過的巴尔古今旅店。我填好了4個人的住宿登记表，发给我們的房间卡却出了笑话：两個2人间，每间都写着一男一女，硬把我和马云给分开了。大龙說：“看来這块儿提倡男女混居，他们比中国人更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干得硬！”說完又去逗马云說：“走吧，回屋，人家把你许配给我了。”马云說：“你同意了？那你先等着吧，我還得考虑一年，然后再回家问问我丈夫。”
傍晚，我和马云感到饿了，這才知道该吃晚饭了。我俩来到旅店一楼小吃部，因为過了开饭時間，就已经关门了，我俩只好到外边去吃。
天虽然還沒黑，但路上行人稀少，到处静悄悄。我向对面過来的一個女人问道：“您好！請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食品？”
她手指前方說：“一直往前走，到那儿往左拐，大约20米处有一家食品店。”
“谢谢！”我俩走到那儿一看，食品店也关门了。
我又问一個男人：“您好！請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面包和牛奶？”
他摊开双手說：“对不起，在乌兰乌德你买不到了，因为已经過了下班時間。”
我对马云說：“看来問題很严重，今天晚上我們恐怕要挨饿了。”
马云說：“再问问哪儿有小吃部和饭店。”
我們快走几步，撵上了一对恋人。我跟姑娘說：“对不起，我可以问话嗎？”
姑娘說：“可以，您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助？”
“我們今天刚来到乌兰乌德，還沒有吃晚饭，哪裡有饭店和小吃部？”
“往前走不远，那個大楼旁边有家小吃部，可能已经关门了。那边還有一家饭店，到拐弯处再问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结果還是沒有一個地方开门欢迎我們。
初次踏上乌兰乌德的土地，我和他们的对话，是严格按照课本上的句型进行的。我有点好奇，想听听他们是怎样讲的。是的，他们讲话很规范，很有礼貌。
马云站在路边不說话，我說：“咱们快回去吧，安全要紧。”无奈，我俩只好饿着肚子回到旅店，想找点带来的食物充饥，沒有，早就吃光了。我俩有气无力地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到半夜，又被饿醒了，我俩索性坐起来，来個“夜半话饭”。
马云說：“這是什么破地方，晚一点就买不着吃的了。咱中国多好，饭店开到半夜，到处都有经销店，你想吃一宿都成。”
我說：“乌兰乌德的经济搞得太死了，人也懒，现成的买卖沒人做，有钱不去挣。”
“是啊，中国如果有這條件，咱们何必跑這儿来。”
“他们可能是大锅饭吃惯了，還不懂得什么叫勤劳致富呢。”
“沒准他们的思想還沒转過弯来，以为還是越穷越光荣呢。”
“马云哪，明天咱们必须去市场卖货了，不然我可真要挨饿了，兜裡只有几十块钱了。”
“怎么，你丢钱了？”
“不是，我临来时只带了3000块钱，上了這包货，去了一路的花费，就所剩无几了。”
“你可真大胆，穷家富路，怎么不多带点，走到半路沒钱可怎么办？”
“這個道理我也知道，可是家裡沒有钱，這還是借的呢。”
第二天，我和马云饿着肚子，早早就张罗着去了市场。乌兰乌德中心市场是一個刚形成不久的露天市场，卖货的人都要打地摊。在這裡卖货的，不全是乌兰乌德人，還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以及蒙古和越南人，中国人并不多，也就20多個吧。
在靠近市场大门的地方，我們4人紧挨紧地站着，生怕中间插进外人。大龙严肃地說：“注意点，把东西都看好了，别让坏蛋抢去！”我們怕发生意外，不敢把货摆在地上，手裡拿不了的样品就搭在胳膊上，货包虽然放在地上，但要把带子套在脚上，两條腿使劲夹着货包。
我們知道，脚下踩的不是自己的国土，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卖东西，不习惯，也不好意思。回想自己从学校走向农村，又进入工厂，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做的都是领导安排的工作，从未想過站市场做买卖。我不羡慕那些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小商小贩，觉得他们沒有自己坐办公室光彩。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我是不会丢下正经的工作，干起這“不伦不类”的事来。现在既然已“逼上梁山”，就硬着头皮干吧。我站得溜直的，生怕被熟人看见笑话，又忽然明白，這不是在家，哪有什么熟人。
我一声不响地像雕塑一样地站着，等待着上门买货的人。
看看身边的马云，毫不在乎周围的一切。人家虽然不会俄语，计算器就是她的翻译。那时俄罗斯的卢布毛得很，以千为单位，用计算器报价，只要按出数字就可以了。
转眼到了中午，大龙催我們回旅店。他說：“下午中国人都不出摊，怕出事儿。”当然我們也害怕，就呆在旅店裡。
下午，我和马云出去买吃喝。我們找到一家食品店，她买了两個大面包，說是饿怕了。我們還买了香肠和茶叶，入乡随俗，我們也吃起西餐来。
在食品店裡，我們看到许多柜台空荡荡的，人们排着队购买面包，物价贵得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看不见豪华的气派，更沒有繁荣的景象，感到一切都很古老。风吹雨打的楼房建筑，记载着几十年的沧桑。那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柏油马路像老树皮一样散落在地上，期待着滋润和整理。有人說這還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痕迹，再沒有過新的模样。
难道這裡是被爱遗忘的角落——静悄悄？难道改革开放的春风抵挡不過西伯利亚的寒流？吹不化乌兰乌德冬天的冰霜？
回到旅店，我有感吟诗一首：
从苏联到俄罗斯
儿时梦想的苏联，
是远不可及的美丽天堂。
漂亮的城市，
高大的楼房。
人们喝着牛奶，
拌着白糖。
欢声笑语，
幸福无量。
而今我来时，
为何所见非我所想？
原来不過如此，
其实很平常。
当我們路過市场时，看见有些中国人仍然在卖货。马云說：“你看，咱们吓得躲在旅店裡，人家怎么不害怕？明天咱们也干全天吧。”
第二天吃過中午饭，不容别人分說，马云背着包就去了市场。大龙吃惊地說：“她一個人走了？干得硬！”
她走后，我一直为她担心，后悔自己沒有跟着她，想去市场看看又不敢走，直到晚上她回来后，我才放心。我說：“明天咱们一块去吧。”
她說：“别听大龙吓唬人了，什么到下午坏蛋就出来了，不知是谁造的谣呢？下午货卖得更好，买货的人比上午還多呢。”
我說：“其实，不管货卖得怎样，我們都应该出摊，因为我們就是冲着困难来的，有点困难就吓住了，岂不成了缩头乌龟？”
她又說：“也是我們刚来，不了解市场情况。”
我說：“是啊，布裡亚特也是個法制的国家，我們怕什么呢！”
从此，我和马云早出晚归，一心站市场。
一個星期過去了，一切平安无事，我們都放松了许多。
忽然，从市场裡边跑出一個中国人說：“不好了，裡头打起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看看去。”马云把货交给我就跑了。不一会儿，一個叫金旭的中国年轻人抢道跑出了市场。
马云回来說：“坏蛋偷了金旭的东西，被金旭抓住了。他不但不认账，還骂金旭，让金旭滚蛋。金旭一气之下把小偷给干趴下了，市场的值班民警正在抓金旭呢。”
有着高度警惕性的大龙立刻做出决定：“别干了，快走吧！警察抓不到金旭，会拿中国人撒气的。”边說边背起包和栓柱回旅店了。我和马云沒走，我們是女的不怕。
当天晚上，大龙和栓柱去朋友家取货，回来路過小胡同时，有两個酒鬼挡住他俩的去路，伸手就要钱。酒鬼說话磨叽，他们听不明白，吓得撒腿就跑，酒鬼跟在后边紧追不舍。大龙跑得快，把栓柱落在后边。栓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旅店，进屋就埋怨大龙不该一個人逃命。大龙說：“逃啥命啊，遇见两個酒鬼算個啥，我才不怕他们哪！我快跑是逗他们玩呢！”
一天当中发生的两件事使栓柱害怕了，他对乌兰乌德失去了信心，后悔自己不该来這鬼地方。于是耍起小性子来，說他不干了，也不顾挣不挣钱了，把自己仅有的从国内背来的货批发出去了。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上，把自己关在屋裡等候回家。
谁家鱼肉香味浓？恰似中国美食城。烀肉的香味让我知道了在房间可以用电做饭的秘密。我和马云本来吃不惯西餐，特想吃点家乡的饭菜，于是，我們就张罗着买餐具，准备做中国饭。我們有了电炉子、小瓷锅，又在市场买点小鱼，我們想做鱼吃。只是买不到中国调料，什么葱、姜、酱油都沒有，只买了咸盐，连油也忘了买。马云說：“干脆就這么做吧。”我們就把鱼和盐放在水裡煮上了，就這顿咸水鱼，我們還吃得挺香。
从此，我們经常自己做着吃，马云手快，总是干在我前边。一次，我們要吃土豆炖牛肉，却只买了牛肉，沒买着土豆。马云說：“這地方兴要东西，咱们也要点。”跟谁要呢？于是，我們找到住在对门的瓦列够——一個矮矮的、60多岁的格鲁吉亚小老头。我突然忘了俄语土豆该怎么說，就和他比划，意思是要圆的东西。瓦列够把圆形的东西都拿给我們看，什么锅盆之类的。我告诉他是吃的，他又拿出苹果和鸡蛋。马云把他领到我們房间，把牛肉指给他看，他更糊涂了，我說是可以和牛肉一起做着吃的。噢，他明白了，回去就拿些土豆過来。马云连声說：“哈拉少”，伸手接過土豆。
真有意思，我們三人乐得哈哈的。
打那以后，瓦列够常到我們房间做客。我們看他热心肠，有事常找他帮忙。
通過這件事，马云說：“看来這俄语還真得学，郑姐我拜你为师，明天我开始学俄语。”我說：“你应该从卖货学起，先学数字，一天背会两個就行。”她說：“我的货卖几千卢布，我就学几。”“你說的对，就這么办。”
有时瓦列够過来，马云就拿着俄语速成小册子請教他。瓦列够认真教，马云认真学。马云用手指着汉字，问他俄语怎么說，瓦列够就教她发音。有一次，当学到“妻子”时，瓦列够手指着俄语对马云說：“你是妻子。”又指着“丈夫”說：“我是丈夫。”马云以为他开玩笑，就指着“女儿”告诉他：“不，我是女儿。”又指着“爸爸”說：“你是爸爸。”他摇摇头，又对马云重复了一遍：“不，你是妻子，我是丈夫。”我看他是认真的，就跟他說：“你老了，是爸爸，她年轻，是女儿。”他却說：“妻子年轻哈拉少（好）。”說着伸出双臂要抱马云，马云吓得躲到我身后。我告诉他：“马云在中国有丈夫。”他却說：“她在乌兰乌德沒有，沒关系。”我认真地对他說：“我們中国人不可以這样做，以后你也不要這样說。”
那天晚上，我們已经上床闭灯，忽听有人敲门。奇怪，這么晚了，有谁会来呢？“谁呀？”“瓦列够。”听說是瓦列够，我們觉得哭笑不得，真是不可思议。马云說：“不开门，不理他！”他又继续敲了几声，听不见动静，沒趣地走了。
马云說：“外国人真不识搭理，给点脸還想上鼻子！他要是中国人，我非骂他几句不可！”
春天，看上去冰雪融化，实际上是凉气上升，冻人不冻地，因此早就有了“春捂秋冻，到老不生病”的說法。
一连几天，马云都說她肚子疼，结果我发现她的鞋裡只垫一双薄垫。我說：“這可不行，女人着凉是要得病的。”于是，我张罗着帮她买鞋垫。可是，走遍市场竟然沒有一個卖鞋垫的。怎么办呢？我也沒有多余的鞋垫给她，又找不出什么可以垫的东西。忽然想起我有两個厚口罩，可以试试看，就找出来送给她了。马云的鞋裡垫上那两個口罩，肚子還真不疼了。我的两個口罩终于派上了用场，总算沒白拿来。
谁都知道，女人出门事儿多，我們从国内带来的手纸用沒了。非常可气，乌兰乌德市场上竟然买不到手纸。女人离了手纸可不行，我只好不卖货，专程买手纸去了。
走了几家小商店都沒有。乌兰乌德的经济是咋搞的？为什么小商店裡沒有手纸？不管是什么经济，商家也得卖手纸啊。连生活的必需品都难以买到，难道乌兰乌德的女人就不用手纸嗎？我边走边找，最后，在尤比列百货商店裡才买到了手纸。
在不知不觉中我們敢摆地摊了。我把刚买回来的手纸放在货旁边，人们以为我在卖手纸，有不少人问：“手纸多少钱一卷？”我說：“不卖！”有人還一定要买，我对她說：“原来你们也需要手纸？”她望着我，不知该說什么。
吃晚饭时，我還想着手纸的事情，并从中受到启发，既然手纸好卖，为何不抓住這個机会卖手纸？我把這個想法对马云說了，她說：“好哇，我們拿乌兰乌德的货挣乌兰乌德人的钱，那多有意思。”我說：“那咱们就在乌兰乌德的地盘上搞一把改革开放。”第二天早晨，商店一开门我們就买了许多手纸回来。本来百货商店裡的手纸已经够贵的了，又经過我們50%的加价，卖得還出乎意料的好，這才是货卖用家。卖手纸的第二天，我正忙着呢，忽然听见放炮的声音，只见市场裡烟雾弥漫，人们立刻乱了，纷纷往外跑，喊声连成一片。卖货的人赶紧收拾东西，有的人趁机“顺手牵羊”，不知是谁在喊：“拿来，那是我的东西。”有些摊上的货被踢乱了，弄得货主手忙脚乱，還是顾东顾不了西。我和马云的手纸被踢得到处乱滚，我刚要往回捡，马云說：“郑姐你看堆，我往回划拉。”
一阵混乱過后，我們才明白，這是有人为了制造混乱，自己好混水摸鱼、趁机偷东西。
来到乌兰乌德已半月有余，我們带来的货都剩不多了。听說有人去赤塔批发市场上货，我們也准备去试试。我們一起来的4個人，有两個不去的，栓柱等着回家呢，李大龙也不干了。他說：“這地方多乱啊，還干啥，回家得了。”想继续干的，只有我和马云了。马云說：“我决不打退堂鼓，咱们干啥来了。”又对大龙說：“我看你们是被吓回去的，這回你可不是干得硬了，你個儿這么高，胆咋那么小？”大龙說：“咱们的打法不一样，你们打的是持久战，干得硬！我們是打游击战的，不一定啥时候還回来。”我說：“初来乍到困难肯定很多，我們要经得起考验，坚持下来才能胜利。出来闯世界的人，沒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怎么行啊！”我希望大龙能够留下来，和我們共同坚持下去。也希望他能够赚更多的钱带回国去。可他却說：“钱是王八蛋，花沒了再赚！”马云說：“回去吧，等我和郑姐发财了，你们可别后悔啊。”大龙說：“大丈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祝你们人兴财旺，我們后会有期！”
大龙和栓柱回家了。我和马云准备去赤塔上货，走我們自己選擇的路。
赤塔的中国市场别有一番天地，一個有前后门的封闭式大厅，在前门之上挂着中俄两国国旗，国旗下边用俄语写着4個大字：“中国市场”。市场裡人很多，一片繁忙景象，有好几個值班民警在维持秩序。這裡的警察确实是为中国人服务的，看见外国人钻进旅游团区，就用警棍往外撵。在大厅裡从事批发生意的，都是满洲裡各旅游公司发過来的旅游团团员。名义上是旅游团，实际是商贩团。這是两国旅游部门共同创办的一种民间贸易形式，当时這些人被很多中国人称为“国际倒爷”，简称“国倒”。
旅游团的货包大得很，有一米多高，要好几個人才能抬动。我們眼看着那些来自伊尔库茨克、车列亚宾斯克以及更远城市的抓大货的人，大货几十件、上百件，小货上千件甚至更多地拿。看到人家拼命地挣钱会激发你赚钱的欲望和潜能，再懒的人也闲不住了。我們不敢和他们比，我們的钱很少，只能上少量的货，用“滚雪球”的办法来经营自己的生意。
我們认真地把旅游团的货看了好几遍，东西多了就看花眼了，不知道到底该上什么。我說：“自带的货就猪皮夹克卖得好。”马云說：“我看仿羊皮的夹克也好卖。”于是，我們各上了10件猪皮夹克，10件仿羊皮夹克。
返程时，我們发现同车厢有一個30多岁、非常面熟的男人。他首先认出了我們，叫我們姐，說他每天都在我們附近卖货。
他叫大城，是吉林人，1992年就来了。是俄罗斯独联体成立后，首批来乌兰乌德的中国人。
马云說：“我看见你卖货了，俄语讲得不错啊。”
他說：“凑合吧，我和乌兰乌德人能弄明白，和中国人就弄不明白了。”
我說：“你怎么怪怪的，把我們都說糊涂了？”
他說：“你问马姐，她明白。”
马云說：“我更糊涂了。”
大城解释說：“那天，一個蒙古人买了马姐一條牛仔裤，价格很便宜，我就对马姐說，這個货還有多少，這個价我全包了，她反而不卖给我。”他又转過脸去直接对马云說：“所以我弄不明白了，为什么同一個价格，你能把货卖给外国人而不卖给我呢？”
马云听完乐了：“那天是计算器坏了，我算错了账，让那小子占了便宜。”
“其实這事儿怪我。”我說，“那天是我不小心，把马云的计算器掉地下摔坏了。”
马云沒了计算器，开始学着报数字，嘴裡說着手還比划着，手和嘴一起使劲，可乐人了。我边說边模仿着马云說4时的姿态，周围的人看了都乐了。
這时，大城想起了自己刚来时的困境，对马云說：“你不会說俄语還行，整天和郑姐在一起，有個贴身翻译。我們刚来那会儿可惨了，五六個人在一起沒有一個会說厕所两個字的，只好憋着屎尿在车站等车。憋時間长了受不了哇，我們就和俄罗斯人打手势，可是谁也看不懂，有人急得解裤腰带也不好使。后来有人想出了盯梢的主意，我們分别跟着从候车室裡出去的人，因为他们总会有去厕所的，這才解决了上厕所的問題。”
听完這段趣事，马云有些自豪，她說：“原来你還不如我呢，我临来时有人教我一個单词，告诉我什么都可以不会說，這個可不能忘。”
大城說：“什么单词那么重要？”
她說：“不重要怎么把你憋成那样？就是谁也离不开的厕所。”并說出了俄文译音——“督啊列特”。
大城换了话题說：“郑姐俄语讲得挺像样，你在国内是俄语老师吧？”
我說：“哪是啊，還是念书时学的呢，那时俄语還是主科呢。”
马云說：“這么多年還沒忘，你记性真好。”
“也忘了一些，去年我又在长春外语学校进修過，今年就上這儿来了。”
大城說：“這叫沒白学，這回你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该吃晚饭了，我們几個凑到一起，拿出面包和香肠、元葱蘸咸盐面，又在列车员那裡买了热茶，津津有味地吃上了。
大城一杯啤酒进肚，话又多了：“平时看你们挺正经的，不敢和你们說话。”
“我們刚来，对這裡的情况不熟，不敢多說话。”我說，“听說這裡中国人的关系很复杂。”
“多干活少說话才好。”马云說，“前几天，那個外号女侠的人当着這個人說那個人的坏话，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那個人打了，原来人家是亲戚。”
大城說：“這事儿我也听說了，所以說你们有正事儿嘛。”
马云說：“沒正事儿大老远的跑這来干啥？”
大城有他的看法：“上這来的人可大不一样，晚出摊早收摊，怕冷又怕累的主能干长嗎？咱们走着瞧，那些人慢慢都得跑回去。”
马云对這個话题不感兴趣，說：“谁不干谁有钱，咱沒钱就得干哪。”說完就躺下睡了。
我早就累了，不愿多說话，也躺下了。大城又和身边的俄罗斯人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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