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并重
這两句话连起来研究，在我看来有一個非常严重的問題，现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厂人事管理，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将這一套又扩大到行政方面。美国对這方面特别重视。還有一位丹麦人写了一本书，我們有人译作《领导的艺术》或《领导的技术》，這個书名相当新颖，裡面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东西，在我們中国文化讲来，就是“审法度”。但是這种管理用之于行政，我們以冷静态度，不掺入任何东西来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转，人变成沒有灵魂，将来這個东西的祸害非常大。可以断言，将来一定要变，不变吃不消的。依法规来做事，人会变成机械，沒有灵魂，人到底不是机械，是有灵魂的。
回過来看中国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变成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就变成沒有制度。我們为什么偏重于中国歷史文化的引证和发挥？讲歷史人事的经验，老实讲，我們国家的文化，几千年来，比外国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們的歷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歷史，来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学方法比较，我觉得如作一個统计的话，還是中国的人治毛病较少。古来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领导，但是他的祸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来說，美国对于越南的問題，为什么弄到如此结果？不能說美国人中沒有眼光远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国的现行的制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军事领导家都沒有办法。因为他们讲“科学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们难住了。像我們中国有句在军事方面常用的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战的大将，不一定听皇帝的指挥，他不是不听，因为路太远，皇帝不会了解前方随时变化的情况，前方将士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视前方的实况来决定战略，对于皇帝所下不适合情况的命令，可以不听，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规中就行不通。但话說回来，中国歷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将在外，临时应变并沒错，一旦班师回朝却受朝议和执法者依法审判，就变成犯罪了。
我們了解了這些思想与观点，再回過来看中国文化，在尧舜当时，人事与制度并沒偏废，而把這两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們现在社会上就经常看得到，有时候去机关办事，碰了钉子，一肚子牢骚回来，可是沒有办法，因为机关裡的人照法规办事，遇到法规上某一部分会互相抵触的，上面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而给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烦。在我們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规因人事而变的原则，情形就两样，究竟谁好谁坏，的确难下定论。這是介绍了“谨权量，审法度。”两句话当中，所产生的很多的联想。
第三句“修废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的研究起来，中国古代所谓作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级，在上古时候，如国父所說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是对某事的主管人员而說。“修废官”也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說，在尧、舜、禹以后，经過殷商的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重新整顿起来。第二层的意义，一個制度，一個法规，一個行政措施，依我們中国《易经》的道理，是沒有不变的。很好的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层，经過空间或者時間的关系，今天這個办法对，明天情况变更就不对了，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問題，所以修废官等于說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這三個重点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规模，就好办了。“四方之政行焉”，为什么說“四方”？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說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他是“中央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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